本文是一米范文www.1mi.net敬业的小编为大家找到的12篇《范仲淹作墓志》译文及阅读答案，欢迎借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范仲淹作墓志 篇一

关键词范仲淹张载《中庸》二程高平门人

〔中图分类号〕B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3-0001-08

一

关于居宋明理学史上重要地位的“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的思想渊源，史书记载一向比较含混，直至承继黄宗羲未竟之业编修《宋元学案》的全祖望，才用肯定的语气宣示横渠之学出于范仲淹。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首序录中说：“晦庵（朱熹）推原学术，安定（胡瑗）、泰山（石介）而外，高平范魏公（仲淹）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o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①《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明确地将张载列为“高平门人。”②黄百家的按语更是断言：“先生少喜谈兵，本驰豪纵士也。初受裁于范文正，遂翻然知性命之求，又出入于佛、老者累年。继切磋于二程子，得归吾道之正。”③《宋元学案》卷三之《高平学案》原为全祖望所撰，但原稿已失，今本为王梓材补修，他把张载和富弼、张方平、李觏、贾黯等人均列为“高平门人”以张大其门户。④在王梓材和冯云濠编撰的《宋元学案补遗》里，同样将张载列为“高平门人。”⑤《宋元学案》和《宋元学案补遗》的编撰者均生于张载所生活的时代数百年之后，又何以如此肯定地将张载系于“高平门人”而确信不疑？

二

关于张载受学于范仲淹的记载，首出于曾为张载弟子的吕大临。据吕大临言，横渠年少时，即无所不学，卓荦不群，“与人焦寅游，寅喜谈兵，先生说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群经统类文献整理与宋明儒学研究”（13&ZD061）

①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首《序录》，陈金生、梁运华、李哲夫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②③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17《横渠学案上》，陈金生、梁运华、李哲夫点校，第662、664页。

④ 参见[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陈金生、梁运华、李哲夫点校，第153页。

⑤ 参见王梓材、冯云濠编撰：《宋元学案补遗》卷17《横渠学案补遗》，沈芝盈、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2012年，第1323页。

其言。当康定用兵时，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公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以为未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宋]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宋]张载：《张载集》附录，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78年，第381页。张载生于天禧四年（1020），“年十八”应为景v四年（1037）。元昊称帝叛宋是在宝元元年（1038），元昊破金明寨，围延州（治今陕西省延安市），歼宋援兵于三川口（今陕西省延安市西约20公里处）是在康定元年（1040）正月。是年三月，应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1008-1075年）举荐，范仲淹复官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治今陕西省西安市）；五月己卯，“以起居舍人、知制诰韩琦为枢密直学士，陕西都转运使、吏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7，康定元年五月己卯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3013～3014页。所以，张载不可能于其年18岁时拜谒范仲淹，范仲淹此年（景v四年，1037）尚在知饶州（治今江西省上饶市）任上，又调知润州（治今江苏省镇江市）。景v四年（1037），范仲淹于饶州州治建庆朔堂。离任后有诗云：“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忆着成离恨，只托清风管勾来。”见[清]范能F编集：《范仲淹全集》言行拾遗事录卷一《怀庆朔堂诗》，薛正兴点校，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798～799页。范氏又有《饶州谢上表》：“昨奉敕命，落天章阁待制，守本官差知饶州，已到任礼上讫。”见[清]范能F编集：《范仲淹全集》文集卷16，薛正兴点校，第343页。是年十二月，因京师地震，为因应天道，“徙知饶州范仲淹知润州。”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景v四年十二月壬辰条，第2843页。宝元二年（1039）三月，只在知润州任上停留未满一年的范仲淹又被朝廷移知越州（治今浙江省绍兴市）。[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宝元二年三月丁未条，第2899页。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时间差，故而《宋史・道学传》将张载拜见范仲淹的年龄调整到“二十一岁”：“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元]脱脱：《苏轼》卷427《张载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2723页。无论是吕大临还是《宋史・道学传》的实际作者都没有讲明张载是在何处谒见范仲淹的。由于范氏于康定元年（1040）五月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未至永兴。癸丑，改为陕西都转运使高若讷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四月壬子条，第3009页。作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治所，是在延州。富弼所撰《范文正公墓志铭》：“宝元初，羌人压境叛，间岁悉众寇延州，太将战没，关中警严，于是还公旧职，移知永兴军，道授陕西都转运使。议者谓将漕之任，不预戎事，遂改充经略2017年第3期

张载本人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固然是很重视《中庸》的：“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宋]张载：《经学理窟》，《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77。《宋史・道学传》对张载学术特征的总结是：“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元]脱脱：《宋史》卷427《张载传》，第12724页。犹如郑熊所论，以《中庸》为体是张载对汉唐儒学现状反思的结果。汉唐儒学太过质厚朴实，在天人关系上存在“知人不知天”的问题，参见郑熊：《“以为〈易〉宗，以为〈中庸〉体”探析――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齐鲁学刊》2011年第3期。缺乏心性之学的深度。张载试图通过对太虚与气关系的梳理，建构了太虚这个本体论概念，实现了“知人”与“知天”的贯通。“以《中庸》为体”， 意思是要借助《中庸》的思维模式实现天道与人性的合一，“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乃所谓诚。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诚身，不过不已于仁孝而已。故君子诚之为贵。”[宋]张载：《正蒙・诚明篇第六》，《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1页。在此，《中庸》之诚成为“天道”与“人道”的共同特性与两者实现内在贯通的潜在可能性之基础。尽管如此，在张载那里，《论语》《孟子》始终是要被高一格看待的：“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论》、《孟》二书于学者大足，只是须涵泳。”[宋]张载：《经学理窟》，《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72页。他表现出以《论语》《孟子》为基础对儒家经典进行统合的倾向，将《论语》《孟子》作为其他儒家经典的义理基础与衡量标准，凸显两者在儒家经典中的核心地位。朱熹在编辑《近思录》时，所列张载著作尚有《论语说》和《孟子说》，参见[宋]朱熹、[宋]吕祖谦编：《〈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卷五《省察》，程水龙集校集注集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07页。后佚。张载的弟子苏\撰《正蒙序》说：“会归义例，略效《论语》、《孟子》，篇次章句，以类相从，为十七篇。”[宋]苏\：《正蒙序》，林乐昌：《正蒙合校集释》附录三，中华书局，2012年，第974页。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序论》中也认为，张载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涵盖了儒家经典的内容，体现着儒学的精髓：“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论》、《孟》之要归也。”[清]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林乐昌：《正蒙合校集释》附录三，第986、985、986页。这样的说法，都发现了张载学术著作及思想特质与《论语》《孟子》的关系要近于《中庸》。“张子之学，无非《易》也”一句，又揭示了张载学说与《周易》的密切关系。张载撰有《横渠易说》，时间在《正蒙》之前，嘉v二年（1057），张载从关中去开封应试，“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⑧[元]脱脱：《宋史》卷427《张载传》，第12723、12724页。《横渠易说》估计作于此之前。熙宁三年（1070）张载回到眉县横渠镇。“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⑧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云：“熙宁九年（1076）秋，先生感异梦，忽以书属门人，乃集所立言，谓之《正蒙》。”[宋]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宋]张载：《张载集》附录，章锡琛点校，第382页。《正蒙》是张载思想的成熟之作，而他先前所作的《横渠易说》则代表着张载早些时候的探索，在与二程交谈的过程中，张载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覃思潜研，晚年终于出神入化，“从《易说》到《正蒙》，正说明张载哲学是在《易》学基础上成熟起来的。”刘学智：《〈横渠易说〉与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王夫之反复说：“盖张子之学，得之《易》者深。”“张子言无非《易》。”这是切实地把握住了张载的思想历程和特征。

范仲淹作墓志 篇二

（2012・江苏卷）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后面的题目。

伯父墓表（原文略）

例1

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蒙正败，士以此多公多：称赞

B. 府当市民马以益骑士益：有利

C. 公复以循吏许之许：期望

D. 杖矫命者，逐之矫：假传

例2

下列句子中，全都表现苏涣为官公正的一组是（）

①所与交游，皆一时长老

②公虽以职事之，而鄙其为人

③虽为政极宽，而用法必当

④公礼之甚厚，以备乡举

⑤传上旨，以宗为书手，公据法不奉诏

⑥劾城固县令一人妄杀人者

A. ①②⑥B. ①③④

C. ②④⑤D. ③⑤⑥

例3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苏涣担任凤州司法时，知州王蒙正很赏识他，曾经把他推荐给朝廷，又给要官写信，认为他可以担当大任。

B. 雍丘县有百姓死在狱中，县官报告说是因病而死。开封府多次派人处理而没能查明真相，苏涣去后，便雪洗了冤情。

C. 祥符县张宗长期作奸营私，因畏惧苏涣，称病辞职，让儿子来接替自己。苏涣认为他儿子不合书手的要求，加以杖责。

D. 苏涣去世二十七年后，他儿子苏不危记叙了父亲遗事，交给苏辙；苏辙又补充了他所听到的伯父言谈，写成了这篇墓表。

例4

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 知公之贤，屈意礼之，以郡委公。

（2） 君以一县令能此，贤于言事官远矣。

（3） 尔曹才不逮人，姑亦师吾之寡过焉可也。

【答案错例】

1. C2. C3. D

4. （1） 王蒙正知道苏涣的贤能，委屈心意对待，把郡里的事务给他。

（2） 你凭借一个县令能够这样，比言事官好得远了。

（3） 你们才赶不上别人，姑且也学习我少犯错误就可以了。

【易错点】

这类题目的易错点概括如下：

1. 识记不力，对重要的文言实词、文言虚词的义项一定要识记到位；

2. 没有结合语境理解文句；

3. 没有遵循直译要求。

具体分析如下：

例1

本题考查的四个词语为多义词，重点考查实词在文章中的意思。所选实词与教材联结紧密，因此重视教材的全文翻译过关比较重要。做“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类题目，一个是在平时的学习中要多积累，尤其是对那些古今异义词、多义词、通假字、偏义复词和词类活用词多加注意；二是在做题时结合上下文语境来推断词义，将试题所给的解释代入原文，这样有助于同学们

作出正确的判断。以B项为例，如将“益：有利”放到句中，则“府当市民马以益骑士”译为“府应当买老百姓的马来有利于骑士”，这样不如“府应当买老百姓的马来扩充骑士”来得言从句顺。据此，可以断定其为“不正确的一项”，而不是C。

例2

在文言文阅读中考查同学们“筛选文中的信息”的能力时，命题者常常依据所选文段中主要写作对象的主要材料或文章的主要信息，以某个标准（比如主要人物的经历或事迹，他的某个方面的才干，他的身上表现出的特别突出的品质或情操）为依据，选择若干（一般五至六个）符合和不符合标准的文句编为四组。本题①②④均不是说明“苏涣为官公正”。如①句“所与交游，皆一时长老”不是说苏涣为官而是谈其交友，②句“公虽以职事之，而鄙其为人”也不是说苏涣为官而是谈其做人，④句“公礼之甚厚，以备乡举”是说苏涣厚遇人才，都不是说明“苏涣为官公正”的，据此可以确定正确选项为D，C项不正确。

例3

在文言文中“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试题有两个关键：一个是理解文意；二是了解命题者，命题者往往在作者表达的含蓄处或关系复杂处设置干扰项，因此难度比较大。归纳该题设错的方法主要有四个方面：时间、地点、人物关系、语意逻辑。如：将选项中列举的观点态度与文中相应的句子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它选项都与原文保持一致，C项将“苏涣认为他（张宗）儿子不合书手的要求，加以杖责”与原文中“公曰：‘书手法用三等人，汝等第二，不可。’宗素事权贵，诉于府。府为符县，公杖之。”不一致，选项中公杖的是张宗的儿子，其实，公 “杖”的是张宗，显然不符合原文意思，故为“不正确的一项”。

例4

江苏卷重视对同学们所学教材相关知识的迁移能力的考查，重视对语句通畅的要求，重视在落实关键词后须把译文放到上下文中作更准确理解。可以概括为三个落实：一是字字落实，重点在将单音节词翻译为以该单音节词为核心的双音节词；二是句式等的落实，包括句式和活用法；三是文从句顺语言落实，此项在近年江苏高考卷翻译题中占分比例高，须关注。第（1）小题的答题关键是文句大意、“礼（译为“以礼相待”）”、“委（译为“托付”）”。第（2）小题的答题关键是文句整体大意、两个小句的翻译。第（3）小题的答题关键是文句大意、“逮（译为“赶得上”）”、“师（译为“学习”）”。以上答题关键点都曾在初高中教材中出现过，建议考生仍然从教材出发夯实自己的文言基础，以提升自己的文言文阅读能力，提升语文素养。

【正确答案】

1. B2. D3. C

4. （1） （王蒙正）了解苏涣的贤能，降低身份以礼相待，把郡里的事务托付给他。

（2） 你作为一个县令能够这样，比言事的官员好多了。

（3） 你们才能赶不上别人，姑且学习我少犯错误就可以了。

【修正方案】

1. 总体阅读，整体把握。高考文言文阅读材料，基本上是人物传记。论人要论及全文，论文更要论及全文。阅读时，首先要从宏观的角度把握材料，紧扣品质这一主线，给人物定位，对人物作出初步的分析评价。整体阅读才能高屋建瓴地驾驭阅读材料，品质定位，才能胸中有数，才能完整、准确地分析、评价人物、事件。从整体上把握材料，题目中所提供的选项，如对词语的解释、文句的翻译、语段的理解等，我们都可以将它们还原到材料中对应之处，判断其正误。

2. 抓住题干，读全读准。我们在阅读题目时，须读全、读准题干，切忌走马观花。所谓读全，就是对题干中的所有要求要一个不漏、原原本本地分析；所谓读准，就是要准确地把握题干所提的要求，看清是选对还是选错，是理解其用法、意义还是句式。只有对题干作全面、准确的分析理解，才能准确地答题。

3. 借助注释，巧解题目。阅读文后出示的注释，有的是为解决知识问题，有的实际上是在为考生作提示，用它来帮助理解文意。由注释，可知人物的优劣；可知情节的内容；可表明作者的态度等。

4. 辨析差异，排除干扰。解题时，如果我们能了解选项设置模式，仔细排除干扰，就会提高命中率。高考文言文阅读常见错误有：①夸大事实，使考生在解题时被迷惑，错选答案。②偷换概念，混淆是非。③正误相杂，以假扰真。

5. 迁移知识，巧妙运用。从近几年高考试题来看，题目在课外，答案在课内，是文言文阅读中基础知识运用试题的最大特点。如果能把课内学过的知识迁移运用到高考中，就能迅速准确地答题。

现 场 练 兵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后面的题目。

公讳弼，字彦国，幼笃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识之，曰：“此王佐才也。”怀其文以示晏殊，殊即以女妻之。天圣八年，以茂材异等中第。

会郭后废，范仲淹争之，贬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举而获二过，纵不能复后，宜还仲淹，以来忠言。”

赵元昊反，公上疏陈八事，且上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而词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谋臣自请行者。宜出其不意，斩之都市。”议者以为有宰相气。擢知谏院。

元昊寇延，中贵人黄德和引兵先走，刘平战死。而德和诬奏平降贼，诏以兵围守其家。公言：“平引兵来援，以奸臣不救，故败，竟骂贼不食而死，宜恤其家。德和中官，怙势诬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狱。”枢密院奏方用兵，狱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狱不可不竟。”德和竟坐腰斩。

改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时有用伪牒为僧者，事觉，乃堂吏为之。开封按余人而不及吏。公白执政，请以吏付狱。执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无为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

执政滋不悦，故荐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欧阳修上书留公，不报。始受命，闻一女卒，再受命，闻一男生，皆不顾而行。得家书，不发而焚之，曰：“徒乱人意。”

庆历三年，晏殊为相，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韩琦与公副之，欧阳修为谏官，皆天下之望。鲁人石介作《庆历圣德诗》，历颂群臣，曰：“维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为过。

公恭俭好礼，与人言，虽幼贱必尽敬。然以单车入不测之虏廷，诘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无一语少屈，所谓大勇者乎！其为文章，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平生所荐甚众，尤知名者十余人，世以为知人。

（选自苏轼《富郑公神道碑》，有删节）

1. 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而词甚倨倨：傲慢

B. 开封按余人而不及吏按：审查

C. 欧阳修上书留公，不报报：禀告

D. 韩琦与公副之副：辅佐

2. 下列句子中，全都直接表现富弼是“王佐才”的一组是（）

①以茂材异等中第

②赵元昊反，公上疏陈八事

③议者以为有宰相气

④大臣附下罔上，狱不可不竟

⑤与人言，虽幼贱必尽敬

⑥平生所荐甚众，尤知名者十余人

A. ①③⑤B. ①④⑤

C. ②③⑥D. ②④⑥

3.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富弼少时刻苦学习，志向远大，受到范仲淹的赏识。范仲淹怀揣他的文章向晏殊推荐，并且把女儿嫁给了富弼。

B. 元昊反叛，派遣使者向宋要求割地和金帛，富弼指出当立斩其使者，体现了他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C. 富弼因得罪执政，被推荐出使契丹，但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契丹朝廷折服对方，表现出大勇气概。

D. 庆历三年，群贤主持政事，深得天下人敬仰。石介写诗称颂范仲淹和富弼可比尧舜时贤能的大臣夔和契。

4. 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 纵不能复后，宜还仲淹，以来忠言。

（2） 怙势诬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狱。

（3） 得家书，不发而焚之，曰：“徒乱人意。”

答案见官方博客

范仲淹作墓志 篇三

【关键词】古琴；自然律；泛音；音律；三分损益律

中图分类号：J63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1-0053-05

古琴作为有着近三千年传承时间的乐器与礼器，承载着中国近三千年的音乐发展史。

一、古琴器物结构与古琴弦上自然律的关系

古琴的器物结构分为弦与琴体两部分，古琴弦是近三千年整个中国音乐律制的起源。

古琴弦的标志性结构：无论琴体的长短、有无空腔，必须满足多条弦长度相同并且琴弦从头至尾全程悬空。

古琴的多条弦同长度并悬空后可以自由呈现每条弦的十三个泛音，泛音点整齐一致。自唐朝以后的琴器来看，古琴的有效弦长基本在一米一至一米二之间，在同一条琴弦上可以完整地弹出三准的按音、两准落差的对称泛音。历代琴器的琴弦有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五种弦制，可以弹奏的律准从三准多一律至四准多两律。

琴体结构分为两个时期：半空腔与全空腔时期与琴体面板平滑度同时变化。已出土的古代琴器以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七弦琴为界：晋朝以前的琴体空腔只有一半或大半，面板不平，如出土的战国九连墩十弦琴，见图1。

图1 九连墩出土战国楚国十弦琴。琴面凸凹不平，因此应该只能弹奏泛音。可见泛音在战国时期就有着广泛的运用

马王堆汉墓的琴器面板平滑度增加，可以弹奏线状音 。南朝的琴谱以及南朝的砖雕图案显示出南朝在古琴面板上已可任意弹奏线状音与全空腔琴体。图2为戴念祖先生在其著作《声学史》中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七弦琴的分析。

图2 马王堆汉墓出土七弦琴，此图取自参考文献[4]

目前存世的唐朝以后的琴器全部是全空腔琴体的琴器[1]，琴体面板平滑可以任意弹奏线状音，见图3。

图3 故宫藏唐琴《九霄环佩》，此图出自参考文献[1]

任意一条古琴弦上可以弹奏出十三个清晰的泛音，这十三个泛音有其自身的产生原理与音高规律。古琴弦的特质在于完整地发现了相同长度上的多条弦上的泛音规律，运用这些规律形成古琴弦上的自然律，可以完整地弹奏琴曲。这种半空腔的琴体结构说明先前时期的中国人已经成熟地认知自然律同时运用在音乐弹奏中 。

二、中国乐律学的几个基本概念和内涵

中国音乐范畴内分为律学与乐学两个既独立又关联的层面。律学是数学物理范畴的原理，乐学是艺术范畴内的规则。律学研究音乐范畴内的成音原则（三分损益、隔八相生）、用音高度（律名）、制作乐器的发音原理（振动的弦长与振动气柱的管长）等等内容。乐学研究在已经确定出的律点的系列用音选择（如五音或七声）、音与音的选择联系（相生相和）、乐句与乐句之间的联系（有唤、有应、有间歇、有单声比声）、乐评等等内容。自汉朝司马迁著《史记》开始，律学以《律书》或《律历志》与乐学以《乐书》、《乐志》或《礼乐志》存在于历代正史以及历代相关文论中[2][3]。

中国乐学里的五音或七声结构固定，不可移动或改变。这种不能改变音、声固定结构的规则与西方音乐内七声音阶的结构不可改变相同，同时也不可缺少一音或一声。无论五音还是七声，在确定宫音的律准后其他四音或六声均为连续四次或六次的隔八相生产生的律准。

中国音乐的宫商角徵羽五音结构：宫与商之间隔一律，商与角之间隔一律，角与徵之间隔两律，徵与羽之间隔一律，羽与下一个宫隔两律；中国音乐的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七声结构：宫与商之间隔一律，商与角之间隔一律，角与变徵隔一律，变徵与徵之间相邻，徵与羽之间隔一律，羽与变宫隔两律，变宫与下一个宫相邻。

中国乐律学里的律是构成律制的基本单位，律名对应的振动频率是乐音的基础。在中国乐律学范畴内，一准之内有十二律，声音由低到高排列：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准是律学的量词，准的范围可以是从黄钟开始至应钟十二律组成的律准跨度，也可是任意一律到下一个这律的半律的由低到高的十二律跨度。一准之内的十二律确定以后，这十二律与其他准内的同律名的音呈倍半关系。

中国乐律学范畴内的音乐用音的基础分两类：一准之内分五音（宫、商、角、徵、羽）与一准之内分七声（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用音的规则确定乐句连贯程度、和谐程度、乐句节奏与整首琴曲的完美程度。

中国的传统律制是三分损益律，三分损益律在古琴弦上始终保持原有的律准，传承至今。

目前有实物可考的曾侯乙编钟[4]（公元前430年以前）的律准的跨度最低从65hz至最高2329hz，有五准多的跨度。七弦琴以第一弦为黄钟设定在65hz，同一条弦上有三个准的按音、两个准的泛音（泛音的最低点与七徽按音频率相同），七弦组合的按音律准跨度达四个多两律，泛音律准有三个，散音律准有一个多。按仲吕均的定弦结构：七条古琴弦上按音的四准里面每准十二律完备，泛音三准只有九律、散音一准多只有五律。

三、中国音乐的标准律准

中国音乐有自己的标准律准，中国音乐通用的标准律准最早见于西汉时期的律管。关于中国音乐律准的记载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管子・地员》（距今约2600年）的三分损益法记载，接着战国《吕氏春秋・音律》对管子的一个律名黄钟、宫商角徵羽五音弦的简略描述作出完善讲解。进入汉朝后《淮南子》与《史记》对三分损益法产生的三分损益律做出数的计算，精确排列十二律的数值。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十二根律管与史料记载相对应[5]。

图4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律管，此图取自戴念祖先生编著《声学史》

但是从一九三零年中国人自己确立学西乐，自此全民基础教育只有西乐音准、西乐节拍、西乐理论，原创的中国音乐作品按西乐规则弹奏演唱。

西乐的音准是在把十二个音律点绑定成七个全音和五个半音的结构里运用，中乐是在十二律可自为均主的前提下弹宫商角徵羽五调或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七调的结构里运用。因此，西乐讲音准，中乐讲律准。

古琴是自然律的承载与展示器物，因为古琴的传承，中国音乐的律准近在咫尺。

律管是音乐乐器的调音标准器，律管的律准通行于全社会，全民基础教育必备。

《新唐书》记载一位叫杨收的大臣遇到出土的古钟，敲一下听律准便知此钟为“姑洗角”：“涔阳耕得古钟，高尺余，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拭，有刻在两栾，果然。”这段故事讲杨收从一个孤立音高听出在律准范围内的相对位置。杨收这种听律的辨别能力应该是一个音律教育的结果。

宋朝人崔遵度（范仲淹的古琴老师）开始著文《琴笺》（崔遵度卒于1020年）剖析古琴弦上泛音的规律，元朝人陈敏子撰写《琴律发微》（1320年）以图表的方式展示泛音律准与三分损益律准完全相同：同律名同律准，倍半关系的律准视为同一律。

至此，中国音乐律准的来源与判断标准水落见玉。

世界上各民族有自己的音乐、有自己音乐的音准，中国音乐有自己的律准与相对应的乐音。自然律的发现与应用是中国音乐的原始律准。

任意一条弦上可以产生十三个明晰的音律点，发现这十三个音律点的规律并运用于音乐用音的是中国人。因为我们先祖的对自然律产生原理的探究、应用，才是中国音乐不被外来音乐摧毁的核心力量。

由于古琴的音律与众不同，所以古琴调弦要按古琴音律的自然规律进行。古琴弦上有自然生成的自然律与人工生成的三分律，这两种音律体系都是相同的律名与律准。也就是说，散音、按音与散音、泛音弹出来的律准完全重叠。

中国乐律学里的律与乐是平等、自由的关系，有别于西乐的音准与七声音阶绑定的关系：

十二律任意一律均可做均主，即宫音，如：黄钟做均主即称黄钟均，仲吕均做均主即称仲吕均，无射做均主即称无射均（《历代琴学资料选・乐书要录・律吕旋宫法》p88―90）。

在确定均的范围后再确定后面跟随的四音或六声：黄钟均――黄钟宫、太簇商、姑洗角、蕤宾变徵、林钟徵、南吕羽、应钟变宫（五音去掉蕤宾变徵和应钟变宫）;仲吕均――仲吕宫、林钟商、南吕角、应钟变徵、半黄钟徵、半太簇羽、半姑洗变宫（五音去掉应钟变徵和半姑洗变宫）;无射均（琴谱常称蕤宾调）――无射宫、半黄钟商、半太簇角、半姑洗变徵、半仲吕徵、半林钟羽、半南吕变宫（五音去掉半姑洗变徵和半南吕变宫）。

四种律制的按音比较：

目前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音乐类教材内主要介绍四种音乐律准产生的律制原理：三分损益律、五度律、纯律、平均律[6]。这四种律制均为人工创造，以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振动弦长产生的一组规律的乐音。

古琴弦上的人工律制是否为三分律或者是其他三种人工律制可以通过古琴弦上一组十二个律点的按音产生的位置来进行甄别：

以四种律制的十二律频率确定每条古琴弦的散音，按各自的律制生成方式推算这种律制在十二条琴弦上的按音位置。从每种律制十二条所属律点的散音开始，每条弦推算三十六个按音，共计1728个在琴器面板上的按音位置。我们发现这四种律制在古琴弦上同律名的按音点有部分重叠，重叠点多在古琴调弦的按音的九徽十徽。因此，从古琴的散音与按音的调弦方式来判断古琴弦上的律制必须整体比较一准内十二个按音点是否完全重叠。

以仲吕均为例：四种律制的黄钟弦上林钟的律位点都在九徽，太簇弦上南吕的律位点在九徽，仲吕弦上黄钟的律位点在九徽，仲吕弦上的南吕律位点三分律在十一徽、五度律在十徽八分、纯律在十一徽、平均律在十徽八分，林钟弦上太簇的律位点在九徽，南吕弦上姑洗的律位点在九徽；用七条琴弦上九徽或十徽的律点按音与隔两条或一条弦的散音找同律音来调弦，不可能说这种调弦法是属于四种律制中的哪一种。这种四种律制的律点仅为局部重叠，不是全部律点重叠。以琴律来看，需要隔两弦的九徽按音与散音同律准、隔一弦的十徽十徽八分按音与散音同律准双重同时重叠，因此琴律里的人工律的按散音属同一种三分损益律。

琴律由自然律与人工律同时组成，衡量人工律点时需要同时衡量这种律制确定的古琴弦散音后产生的泛音律点。在四种人工律制定弦后的古琴弦上用于定弦的同律名的七徽九徽十徽泛音律点部分重叠，只有三分损益律基本重叠。理论推算数据与琴弦弹奏时可以弥补细微差距。

按曾侯乙编钟的黄钟测音频率将黄钟弦音高设定为65HZ，那么按照泛音调弦的方式可以推算出自然律各音高为：黄钟65hz，大吕68.88hz，太簇73.1hz，夹钟77.34hz，姑洗81.95hz，仲吕86.83hz，蕤宾92.01hz，林钟97.5hz，夷则103.3hz，南吕109.7hz，无射116.00hz，应钟122.9hz。

三分律的十二律推算律准：黄钟65hz、大吕69.4116hz、太簇73.1250hz、夹钟78.0881hz、姑洗82.2656hz、仲吕87.8491hz、蕤宾92.5488hz、林钟97.5hz、夷则104.1170hz、南吕109.6880hz、无射117.1320hz、应钟123.3980hz。

鉴于甄别律制的律点是否符合其归属，需要对相邻的十二律进行完整比较才可能公平公正。

相对古琴弦上的音律体系：自然律与人工律同时存在，鉴别其共同点有两个方向的鉴别手段：一是产生律点的规则，二是十二个律点是否重叠。

自然律与三分律有共同的产生顺序：隔八相生。即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无射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者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仲吕复生下一准黄钟，周而复始。

自然律在古琴弦上可以从七徽与五徽九徽的律距上体现出现来，三分律在确定律准后增加或减少其长度的三分之一后振动琴弦产生的音比原基础点高八律或低八律。

仅用三分律的推算结果定古琴弦的散音，仲吕弦确实不能复生黄钟律，古琴曲的正调定弦不复存在，大量的仲吕均宫音琴曲如《良宵引》、《平沙落雁》、《高山》、《流水》、《梅花三弄》等等不忍欣赏。古琴弦上的自然律调弦后可以弥补其差异。

四、琴乐律的组成与特点

琴乐律的内容既有贯通整个中国音乐的乐律学规则，也有专属于古琴自身的规则，形成与其他中国乐器、中国音乐作品不同的琴乐律。比如：古琴上可以弹奏散音与点状按音同步的琴音（散音与按音的撮、泼剌），可以弹奏散音与线状音同步的琴音（《流水》的滚拂），可以同时弹奏泛音与按音（如《良宵引》最后一个乐音），可以用泛音旋律弹奏大段琴曲（《神人畅》），可以两个同律准的泛音同时弹奏（《普庵咒》、《春江花月夜》泛音段落），这些琴音的运用为琴曲作品增加了与众不同的美感。

古琴与其他中国原创乐器不同点在于古琴弦上可以完整地呈现自然律并为三分律作标准。中国其他原创弦乐器也可弹奏出泛音，但一件弦乐器的多条弦长度不同，泛音不能形成自身的体系。而西乐的乐器弦上虽有泛音也未构成完整的音律结构，西方的乐器调音器没有校正泛音的音准。

现用钢琴键图案来举例说明中乐五音七声的固定结构与西乐律乐绑定结构的差异：

图5 七声黄钟均黑白键示意图

图6 五音无射均黑白键示意图

图7 五音仲吕均黑白键示意图

以上三种黑白键图：钢琴白键表示琴弦，黑键表示白键之间的间隔律名。古琴定弦五音关系恒定，宫音可以在不同的白键上出现。

（一）仲吕均（大家熟悉的正调）

用仲吕均定弦的琴弦可以常弹的两种均：

仲吕宫弹奏的琴曲：

《良宵引》、《陋室铭》、《关山月》、《长门怨》、《酒狂》、《平沙落雁》、《桃园》、《碧涧流泉》、《渔樵问答》、《鸥鹭忘机》、《玉树临风》、《双鹤听泉》、《孔子读易》、《汉宫秋月》、《乌夜啼》、《水东》、《高山》、《流水》、《梅花三弄》、《普庵咒》、《神人畅》、《妆台秋思》、《平湖秋月》、《春江花月夜》、《阳春》、《雉朝飞》、《石上流泉》、《列子御风》、《色空诀》（陈长林谱）、《摩诃般若波罗蜜心经》（陈长林谱）、《那罗法曲》（陈长林谱）、《渔歌》等。

在仲吕均定弦的前提下弹黄钟均琴曲：

《秋风词》、《湘江怨》、《古琴吟》、《忆故人》、《慨古吟》、《神化引》、《长清》、《短清》、《长侧》、《短侧》、《猗兰》、《鹤鸣九皋》、《白雪》、《龙翔操》、《秋水》等。

目前古琴弦上的泛音定弦是在没有标准律准的情况下用不同弦上同律名的泛音来决定散音的律准，判断标准是同律名同律准。

古琴仲吕均的泛音调弦方式：一弦九徽与四弦七徽同律准、二弦九徽与五弦七徽同律准、三弦九徽与六弦七徽同律准、四弦九徽与七弦七徽同律准，同时一弦十徽与三弦九徽同律准、二弦十徽与四弦九徽同律准、四弦十徽与六弦九徽同律准、五弦十徽与七弦九徽同律准；三弦十徽高五弦九徽一律。

图8 古琴曲《忆故人》是在仲吕均的基础上不改变仲吕均定弦，回避三弦散音后弹奏黄钟均商调徵音琴曲

仲吕均前四弦九徽与隔两弦的七徽同律准；三弦仲吕十徽高五弦南吕九徽姑洗一律。

琴弦上的泛音律名对应相应的律准，同律名同律准，琴曲《湘江怨》的开头一段泛音旋律很能说明这条古琴泛音规则。《湘江怨》这首琴曲是在仲吕均定弦的前提下以九徽泛音的排序来弹黄钟均的借调琴曲，但是这七条散音弦不是黄钟均排序。

古琴黄钟均七条弦排序：黄钟（65hz）、太簇、姑洗、林钟、南吕、半黄钟、半太簇。

古琴仲吕均七条弦排序：黄钟（65hz）、太簇、仲吕、林钟、南吕、半黄钟、半太簇。

西乐的十二个音与音阶绑定，音名决定音准。在钢琴的键盘上可以一目了然。

以古琴仲吕均七条弦的律准对照钢琴键的音准频率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差异：

西乐C调的五个白键的音准是：C键65.4hz、D键73.416hz、E键82.407hz、F键87.307hz、G键97.999hz、A键110hz。

古琴弦一弦黄钟：倍徵（散音65hz）;二弦太簇：倍徵（散音73.13hz）;三弦仲吕：倍徵（散音86.8hz）;四弦林钟：商（散音97.5hz）;五弦南吕：角（散音109.7hz）;六弦半黄钟：徵（散音130hz）;七弦半太簇：羽（散音146.3hz）。

西乐C调按中国的乐律学的五音排序是：C键宫（黄钟）、D键商（太簇）、E键角（姑洗）、G键徵（林钟）、A键羽（南吕），但是仲吕均的三弦是仲吕，对应西乐的F音（F键），固定排序的西乐C调不能给古琴定仲吕均的七条弦。

如果用西乐的F调来定古琴仲吕均的七条弦，那么一弦黄钟、二弦太簇、三弦仲吕（F键：87.307hz）、四弦林钟（G键97.999hz）、五弦南吕（A键110hz）、六弦半黄钟（C键：130.81hz）、七弦半太簇（D键146.83hz），一六弦倍半差距、二七弦倍半差距。

古琴的仲吕弦散音是86.8hz，与西乐的对应音准有差距。泛音的三弦九徽与六弦七徽也会有差距。如果用西乐的音准来调古琴弦，会导致《湘江怨》的泛音旋律听起来感觉不准。

古琴定弦是确定七条弦的本律律准，在定均的前提下确定借用这一均弹另一均的音。

仲吕均排序的七条弦上产生九徽上的黄钟均泛音仅为仲吕均本律音的衍生物，不可能替代仲吕均定弦。

（二）无射均（蕤宾调）

用蕤宾调弹奏的琴曲：

《阳关三叠》、《潇湘水云》、《乃》、《钗头凤》（王迪谱）等。

（三）黄钟均（正调慢三弦一律）

用黄钟均弹奏的琴曲：《苏武思君》、《八极游》、《寒山僧踪》（陈长林谱）、《楞严一笑》（陈长林谱）。

琴均弦律排序说明来自喻绍泽先生的《怀园琴谱》、顾梅羹先生的《琴学备要》、陈长林先生的《陈长林古琴谱集》、谢导秀先生的《宝树堂琴谱》。

五、回归中国音乐的正常状态

中国乐律学的基本原则：一、律是律，音是音，声是声；十二律属律学范畴的概念，五音七声属乐学范畴的概念。二、律名固定不变，律序固定不变，十二个律准恒定；五音七声的自身结构固定不变，自身结构整体在十二律上移动，不固定。因此，宫音可以由十二律中的任意一律开始。

简而言之：十二律是固定的，五音七声是移动的。

中国乐律学的乐曲通用规则是：均、调、音。均由律定宫音，调由同一均中的五音定其调，音由这一均的五音配所属的调。

在笔者可以查询到的正式出版的古琴曲谱、中国音乐作品曲谱中，前面往往加注西乐的C调、D调、E调、F调、G调、bB调等等，这六七十年来各种音乐专业的教授、研究员、各种学位的音乐专业学生发表各种专业文章，常常把中国音乐作品放在西乐的理论框架内讨论并将这些结论放进音乐教材，继续灌输给后来人。

三分损益法与三分损益律虽然被写进音乐类专业高等教育的教科书，但是仅作知识介绍，没有进入律准听力训练。

中国音乐与众不同的基础前提是发现并运用自然律，在自然律准的前提下产生三分损益律。这种律与律之间的比例关系恒定，其他律制的音乐不可能彻底改变中国音乐的音律结构，中国音乐也会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音乐教学内容中来。

现在可以根据中国音乐的历史依据和古琴弦上自然律的规则而回归正常状态，不再用西乐的音准来扭曲中乐律准。

（文中散音、按音位置数据由孙兆永推算，散音、泛音数据由常人葆推算，范煜梅与常人葆共同用测音软件测试验证。测音数据与理论推算略有差距，以实际测音为准。）

参考文献：

[1]郑珉中。故宫古琴[M].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2006.

[2]范煜梅。琴与诗书同行[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

[3]范煜梅。历代琴学资料选[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

[4]崔宪。曾侯乙编钟钟铭校释及其律学研究[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5]戴念祖。中国物理学史大系・声学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6]童忠良。 基本乐理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3.

作者简介：

范煜梅，女，四川成都人，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现居清华大学，创办“同等重要”古琴教室。1987年师从蜀派古琴传人曾成伟先生学习古琴。著有《琴与诗书同行》，编有《历代琴学资料选》等。

范仲淹作墓志 篇四

[关键词]新出土墓志 刘长卿 生平事迹 唐代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148-04

刘长卿是唐代由盛转衰时期，经历过安史之乱的著名诗人。他的生平事迹，甚为复杂，有很多地方，至今还没有弄清楚。最近见到新出土的拓本刘长卿所撰的《王廉墓志》与刘长卿所书的《魏系墓志》，以及郑深所撰的《郑洵墓志》，为我们研究刘长卿的生平事迹提供了新的线索。

《魏系墓志》原题为《唐故伊阙县令钜鹿魏府君墓志铭并序》，题署：“前乡贡进士张莒撰，睦州司马刘长卿书。”墓主以大历十三年（778）十一月十八日葬。这方墓志为刘长卿任睦州司马提供了新的证据。刘长卿任睦州司马，当代学者考证甚为详明，其时间与本墓志所载基本一致，故不需要再进一步展开讨论。惟此志是刘长卿所书，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刘长卿文学成就以外的书法艺术成就提供了新的材料。该志的情况，《河洛墓志拾零》云：“首题：‘唐故伊阙县令钜鹿魏府君墓志铭并序’。共25行，满行26字，590×590×105。志盖篆书：‘唐伊阙令魏府君墓志铭’，3行，行3字，445×450。大历十三年（778）九月十日卒，十一月十八日葬。张莒撰，刘长卿书。2003年秋，河南省洛阳偃师市出土，旋归洛阳张氏。”[1]（447） 笔者所见到的拓本《唐故朝议郎行上党郡大都督府黎城县令上柱国太原王公墓志铭并序》，题署：“通直郎行陈留郡浚仪县尉刘长卿撰上。”志云：“公讳廉，字廉，太原晋阳人也。……以天宝二载七月十日寝疾于官舍，春秋六十有九。……复以天宝十一载二月廿四日卜远于颍川郡西南界颍水之阳平原，礼也。……长卿不佞，承命为文，存遇清埃，浚惊玄化，陵谷是虑，刻石为钧。”① 由新出土的几方墓志与史籍参证，可以进一步探讨刘长卿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一，为陈留浚仪县尉问题；二，登进士第时间；三，为监察御史时间；四，为鄂岳转运判官时间。

一、为陈留浚仪县尉问题

据《王廉墓志》题款，知刘长卿于天宝十一载（752）二月在陈留浚仪县尉任上。而学术界对刘长卿的研究，迄今为止，尚未涉及刘长卿尉浚仪事，只是把陈留的踪迹定为天宝时长卿东游经历的一部分。按，浚仪县，《元和郡县图志》卷七《河南道》三《汴州》：“浚仪县，望。郭下。理西界。本汉旧县，属陈留郡。故大梁也，魏惠王自安邑徙此，因浚水为名。”[2] （P177） 刘长卿有《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得西字》诗，有“傲吏方见狎，真僧幸相携”句，[3] （P32）“傲吏”应即自指，当是任陈留浚仪县尉时，与同官在真福寺茶会之作。《别陈留诸官》诗云：“恋此东道主，能令西上迟。徘徊暮郊别，惆怅秋风时。上国邈千里，夷门难再期。行人望落日，归马嘶空陂。不愧宝刀赠，惟怀琼树枝。音尘倘未接，梦寐徒相思。” [3] （P31） 这首诗就是刘长卿罢浚仪县尉赴京师时所作，故言“上国邈千里，夷门难再期”。“不愧宝刀赠”，用《晋书・王祥传》典：“初，吕虔有佩刀，工相之，以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谓祥曰：‘苟非其人，刀或为害。卿有公辅之量，故以相与。’祥固辞，强之乃受。”[4] （P991） 亦以此典表现对陈留诸官送别之感谢，更流露出自己将入京为官，以身许国的志向。故将有关刘长卿陈留诸诗归为东游之作，是不确切的。“夷门难再期”之夷门亦在浚仪县境内，《元和郡县图志》卷七《河南道》三《汴州》：“浚仪县，……夷门，《史记》大梁城有十二门，东门隐士侯蠃，年七十，家贫，为夷门监者，魏公子无忌厚遗之，不肯受。”[2] （P177） 又言“惆怅秋风时”，知其罢浚仪县尉的时间是在秋天。

有关刘长卿事迹的文献记载，极为简略，最早见到的是《新唐书》卷六《艺文志》集部别集类：“《刘长卿集》十卷，字文房。至德监察御史。以检校祠部员外郎为转运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奏，贬潘州南巴尉，会有为辨之者，除睦州司马。终随州刺史。”[5] （1604） 并没有记载他任浚仪尉之事。其后辛文房《唐才子传》，以及近年有关刘长卿的考订文章或年谱，如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杨世明《刘长卿年谱》、储仲君《刘长卿简表》等，都没有涉及刘长卿任浚仪县尉之事。其为浚仪县尉一事，长期被湮没而不为人知。

二、登进士第时间

刘长卿登进士第的时间，最早见于姚合《极玄集》卷下：“刘长卿，……字文房，宣城人。开元二十一年进士。历监察御史，终随州刺史。”[6]（P559）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刘随州集》十卷。……长卿，开元二十一年进士。”[7] （P473）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刘长卿传》亦云：“开元二十一年徐征榜进士。”[8]（P313）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则云：“《刘长卿集》十卷，右唐刘长卿字文房。开元末中进士第。至德中，监察御史。”① 清徐松《登科记考》卷八据《极玄集》著录刘长卿登进士第亦在开元二十一年（733）。[9] （P265）

然而，记载刘长卿开元二十一年登进士第之说是错误的，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有较为详细的考证，以为“所谓刘长卿开元二十一年登进士第之说不能成立，天宝中登第的可能性较大。至于具体在天宝那一年，就不可考知了。”[10] （P364） 按，傅先生的考证是可信的。陈尚君则进一步推测曰：“按敦煌遗书斯五五五有樊铸《及第后读书院咏物十首上礼部李侍郎》，今存八首并残诗一首。铸另有天宝三载作《檄曲江水伯文》，见《唐文粹》卷三三。《刘随州集》卷四有《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虽所咏之物与樊铸不同，但可肯定为一时之作。据此可知长卿为‘礼部李侍郎’知举年及第。检《登科记考》卷八至卷九，自开元二十四年改由礼部试进士后，李姓知贡举者有：天宝六载至八载，礼部侍郎李岩；九载，礼部侍郎李；十载，兵部侍郎李麟；十一载，礼部侍郎李麟。长卿及第，应在此数年中，为李岩所取的可能性似更大些。”② 陈先生的推测为我们进一步考证刘长卿的及第时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考刘长卿有《小鸟篇上裴尹》诗云：“藩篱小鸟何甚微，翩翩日夕空此飞。只缘六翮不自致，长似孤云无所依。西城黯黯斜晖落，众鸟纷纷皆有托。独立虽轻燕雀群，孤飞还惧鹰搏。自怜天上青云路，吊影徘徊独愁暮，衔花纵有报恩时，择木谁容托身处。岁月蹉跎飞不进，羽毛憔悴何人问。绕树空随乌鹊惊，巢林只有鹪分。主人庭中荫乔木，爱此清阴欲栖宿。少年挟弹遥相猜，遂使惊飞往复回。不辞奋翼向君去，唯怕金丸随后来。”[3] （P14） 细味诗意，应是刘长卿及第后以请求裴尹援引为官时作。按，唐开元时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置府，设尹一人。据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一，天宝中裴姓为京兆尹惟天宝十一载（752）裴士淹；又同书卷四九，天宝中裴姓为河南尹者为天宝三载（744）裴敦复、天宝九载（750）至十四载（755）裴迥。长卿为洛阳人，故其诗所上裴尹以河南尹更有可能。参以《王廉墓志》天宝十一载（752）刘长卿已在浚仪县尉任上，则上裴尹即当在天宝九载（750）或十载（751）。而刘长卿又有《落第赠杨侍御兼拜员外仍充安大夫判官赴范阳》诗，安大夫即安禄山，据《旧唐书》卷二上《安禄山传》：“三载，代裴宽为范阳节度。……六载，加大夫。”[11]（P5368） 又《金石萃编》卷八八《北岳恒山安天王铭》：“骠骑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范阳郡长史、柳城郡太守、平卢节度支度营田、陆运两蕃四府、河北海运、兼范阳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采访处置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柳城县开国伯、常乐安公曰禄山，国之英也。……天宝七载岁在戊子五月庚午廿五日甲午建。”[12]（P2） 故知至少是天宝六载（747），刘长卿是应举落第的。因此，刘长卿及进士第可以锁定在天宝七载（748）或八载（749）。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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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监察御史时间

《新唐书・艺文志》称刘长卿“至德监察御史”，后人大都以为这一记载是错误的。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云：“未知何据。或监察御史系长卿任长洲尉、海盐令时所带之宪衔。”[8] （P315-316） 陈尚君《补正》曰：“笺考至德中刘长卿为长洲尉等，甚是，《新志》有误。然令、尉无带宪衔者。刘乾《刘长卿三题》谓‘至德’乃‘广德’之讹，不为无见。”[8] （P59） 按，刘乾《刘长卿三题》，其一为“刘长卿何时任监察御史”，认为：“新志的‘至德’，是‘广德’之误，刘长卿是唐代宗广元、二年间回长安并任监察御史的。”[13] （P296）

今按，傅璇琮以刘长卿未任监察御史实职，刘乾以刘长卿为监察御史在广德中，都是根据刘长卿相关诗文等材料加以推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今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刘长卿为监察御史是在出为转运判官，知淮西、岳鄂留后之前。他为岳鄂留后以后，又被吴仲孺所诬而贬为南巴尉。其受诬的时间在至德三年（758），大致无可怀疑。② 按照《新唐书・艺文志》的叙述顺序，刘长卿任监察御史不容在广德中。刘乾在《刘长卿三题》中，运用较大的篇幅考证广德中刘长卿在长安，故而认定此时为监察御史。今考刘长卿有《祭萧相公文》云：“维年月日，殿中侍御史刘长卿，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江州刺史相国萧公之灵。”[3] （P573） 萧相公即萧华，诗为刘长卿广德元年（763）春出使鄂州时作。杨世明注云：“据《宝刻丛编》，萧华在宝应元年（762）到任不久即死去。今按此文直书辅国之恶，应在辅国被刺之后，即宝应元年十月之后。文作于江上，应在广德元年春。时文房奉使鄂渚，正逢萧华旅榇北归，因得吊祭。”[3] （P573） 是广德中，刘长卿为殿中侍御史，而不是监察御史。

据上文所考，刘长卿天宝十一载（752）以后在浚仪县尉任上，罢任后就赴京为官，据其诗虽难以确定其所任京官到底是何职，然参证《新唐书・艺文志》“至德监察御史”，则知其罢浚仪县尉任后，就赴京任监察御史之职。不久即逢安史之乱，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又改元至德元载，其后不久刘长卿南奔并为长洲尉。由此推定，刘长卿任监察御史仅是至德元载较短的时间，但这与《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是相吻合的，因而《新唐书・艺文志》关于刘长卿至德中为监察御史的记载，不应该轻易否定。

四、为鄂岳转运判官时间

刘长卿有《巡去岳阳，却归鄂州使院，留别郑洵侍御，侍御谪居此州》诗云：“何事长沙谪，相逢楚水秋。暮帆归夏口，寒雨对巴丘。帝子椒浆奠，骚人木叶愁。惟怜万里外，离别洞庭头。”[3] （P383） 按，这首诗与刘长卿为鄂岳转运判官的时间直接相关。其为鄂岳转运判官及转运留后，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以为“当大历五六年间，刘长卿已为转运判官、转运留后等职”，[10] （P356） 而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则云：“诗当作于大历七年（772）或八年巡行岳州时。”[14] （P376） 其《刘长卿简表》大历五年云：“移使鄂州，擢鄂岳转运留后，检校祠部员外郎。”[14] （P584） 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注此诗则云：“大历八年（773）或前后鄂岳任上作。”[3] （P383） 今考拓本郑深撰《唐故监察御史贬岳州沅江县尉荥阳郑府君墓志铭并序》：“唐大历四年三月廿七日，前监察御史、贬岳州沅江县尉荥阳郑府君讳洵，春秋五十三，卒于巴陵之官舍。……拜监察御史，兼总以军储之务，将骄而难可其欲，公一以贯之，遂为奸人所忌，因有沅江之责。”③ 又拓本柳识撰《唐故朝议郎行监察御史上柱国郑府君墓志铭并序》：“府君讳洵，字洵，荥阳人也。……诏授监察御史。又别敕除县令。……未经考，王师西备犬戎，军储是切。诏授太子舍人兼监察御史，充京西军粮使。无何，监察正名，使务仍旧。居数月，以直道为谗巧所嫉，贬岳州沅江县尉。……以大历四年三月既望，寝疾终于岳州官舍，是年五十六。”[15] （P302） 这两方墓志，前者为郑洵志，后者为郑洵夫妇合志。刘长卿《巡去岳阳，却归鄂州使院，留别郑洵侍御，侍御谪居此州》诗有“何事长沙谪，相逢楚水秋”语，足证作于大历三年（768）之前。唐监察御史可称“侍御”，唐赵《因话录》卷五：“御史台三院，一曰台院，其僚曰侍御史，众呼为端公。……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众呼为侍御。……三曰察院，僚曰监察御史，众呼亦曰侍御。”[16]（P101-102） 由《郑洵墓志》可知，刘长卿为为鄂岳转运留后，必在大历三年或之前，这首诗也当为大历三年秋作。陶敏对郑洵墓志的价值及刘长卿诗的作年曾作这样的论定：“这首诗中述及郑洵为侍御，谪岳州的情况，正可与郑洵墓志相发明。过去读此诗，仅自独孤及文知郑洵天宝末为华阴参军，至其大历中因何事谪来岳阳则一无所知。现在郑洵墓志出土，疑团遂涣然冰释。而且，郑洵志大有裨于对刘长卿事迹的了解。……郑洵墓志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新史料。郑洵既于大历四年三月卒于岳州，那刘长卿巡岳州并作诗留别郑洵就不应晚于大历四年三月。而且，刘诗云‘相逢楚水秋’，作于秋日，那二人岳州之会就不应晚于大历三年秋。换句话说，早大历三年，刘长卿就已在鄂州使院了。”[17] （P49） 因此，由新出土《郑洵墓志》，可以订正学术界将刘长卿为鄂岳转运判官时间系于大历五年、七年或八年的成说，而大致确定为大历三年或稍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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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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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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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傅璇琮。 唐才子传校笺[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9]徐松。 登科记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傅璇琮。 刘长卿事迹考辨[J]. 中华文史论丛（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1]刘。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王昶。 金石萃编[Z]. 北京：中国书店，1985.

[13]刘乾。 刘长卿三题[J]. 唐代文学论丛，1982，（1）.

[14]储仲君。 刘长卿诗编年笺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偃师杏园唐墓[Z].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16]赵。 因话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范仲淹作墓志 篇五

关键词：宋代；饮茶方式；点茶法；茶文化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历程中，唯有宋代茶文化堪称精绝，达到了无所不臻的至高境界，且为当时乃至今日的优雅生活注入了情趣。饮茶文化的发展是从茶的形态变化而演进的。研究宋代的饮茶方式之点茶法，可以看到将固形茶碾成碎末煮汤点饮的背后其丰富的文化背景。它揭示出宋代茶道在历史上辉煌灿烂的文化渊源。

一、点茶道形成与流行

点茶道形成于五代宋初，流行于两宋时期，鼎盛于北宋徽宗时期。宋改煎茶为点茶，其独特的点茶击拂方式，包括斗茶的流行，都使宋朝的饮茶方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

（一）宋代用茶---蒸青茶

北宋初年，茶事与文化表现出较为繁荣的态势。刚登基不久的宋太宗颁下诏令，派专使到建州北苑制造帝王专属的龙凤团茶，用刻有龙、凤图案的模专门制造贡茶。贡茶精益求精，又造出小龙凤茶、密云龙、端云翔龙、三色细芽，最后郑可简创制银线水芽，即茶芽蒸熟以后，将外面一层剥去，取其心部一缕细嫩茶芽制成上面有小龙蜿蜓的“龙园胜雪”茶。至此蒸青团饼茶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 。

（二）点茶法之器具---建盏

宋人茶色尚白，点茶最爱黑釉盏，甚至认为非此不能表现点茶效果。这在宋人茶诗里常见吟诵，如苏轼（1037-1101）《水调歌头・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中“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诗中提到的兔毫盏是福建建窑（位于福建建阳县水吉镇）烧造的绀黑色茶盏。蔡襄（1012-1067）在《茶录・器论・茶盏》中谓：“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恢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 除兔毫盏之外，油滴盏、变天目等也是建盏中的名品。建窑黑釉盏为点茶而设计。

（三）点茶法之流程---心灵的修行

宋代文人崇尚团茶，其独特的点茶击拂方式达到了喝茶前所未有的极致，宋代的点茶文化上升到了艺术体系中。宋代的饮茶方式自成系统，根据饮茶过程的记载，我们可以领略到一种风尚。宋人点茶法即将筛过的茶末放入茶盏中，注入少量开水，搅拌均匀，再注入开水，用茶筅反复击打，使之产生汤花。范仲淹（989-1052年）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就是对当时盛行的斗茶活动精彩生动的描述，读之令人赏心悦目 。

二、宋代茶文学的繁荣

茶文学兴于唐而盛于宋。在创作的大量茶诗文方面，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澈、梅尧臣、黄庭坚、秦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佳作迭起。陆游就有茶诗三百篇，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可以和卢仝“七碗茶歌”媲美，苏轼茶诗更是意境深远。茶文方面，有梅尧臣《南有佳茗赋》、吴淑《茶赋》、黄庭坚《煎茶赋》，而苏轼《叶嘉传》更是写茶的奇文。茶词是宋人的独创，苏轼、黄庭坚、秦观均有传世名篇。

（一）茶书的撰著

现存宋代茶书有陶b《F茗录》、周绛《补茶经》、叶清臣《述煮茶小品》、蔡襄《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儒《品茶要录》、沈括《本朝茶法》、赵佶《大观茶论》、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桑茹芝《续茶谱》、审安老人《茶具图赞》共十二种。其中十一种撰于北宋，唯《茶具图赞》撰于南宋末年。周绛《补茶经》、桑茹芝《续茶谱》属于辑佚。

此外，宋代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均有茶事书法传世，赵佶《文会图》、刘松年《撵茶图》、辽墓茶道壁画反映点茶道的风行。都城汴梁、临安的茶馆盛极一时，建窑黑釉盏风行天下，并流传日本。在北宋中后期，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二个高峰。

（二）宋代茶诗

宋代茶诗题材丰富，形式多样，堪与唐代争雄。宋辽金元茶诗对当时流行的点茶、斗茶、分茶作了全面的反映，但在表现茶的境界方面，除苏轼等少数人外，其他人很难达到唐人的高度。

苏轼（1037～1101）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轼对茶叶生产和茶事活动非常熟悉，精通茶道，具有广博的茶叶历史文化知识。他的茶诗不仅数量多，佳作名篇也多。

（三）宋代茶画

茶画是中华茶文化重要的表现形式，它反映了在一定时代社会上的人们饮茶的风尚，而且茶画本身在中华民族瑰丽多姿的艺术宝库中还占有着光辉的一席之地。从历代茶画这一历史的长卷中，可以感受中华茶文化发展史中的许多方面。

宋徽宗1101年即位，在位29年，轻政重文，一生爱茶，嗜茶成癖，常在宫廷以茶宴请群臣、文人，有时兴至还亲自动手烹茗、斗茶取乐。亲自著茶书、作茶画，致使宋人上下品茶盛行。喜欢收藏历代书画，擅长书法、人物花鸟画。

文会图描绘了文人会集的盛大场面。在一个豪华庭院中，设一巨榻，榻上有各种丰盛的菜肴、果品、杯盏等，九文士围坐其旁，神志各异，潇洒自如，或评论，或举杯，或凝坐，侍者们有的端捧杯盘，往来其间，有的在炭火桌边忙于温酒、备茶，其场面气氛之热烈，其人物神态之逼真，不愧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郁郁乎文哉”时代的真实写照。

宋代，在中国茶业和书法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可谓茶人迭出，书家群起。茶叶饮用由实用走向艺术化，书法从重法走向尚意。不少茶叶专家同时也是书法名家。如此都极尽的展现出宋代与饮茶文化相辅相成的历史画卷，为今人领略丰富的宋代茶文化打下了辉煌的印记。

参考文献：

范仲淹作墓志 篇六

关键词： 种世衡 筑城 抚夷

种世衡(公元983―1044年),字仲平，其叔父种放“不娶无子以侄世衡为嗣”,[1]并 “以放荫补将作监主薄”。后来做了县一级的地方官。由于嫉恶如仇，依法办事，不阿谀奉承，得罪了当地的权贵同僚，被罢官流放。过了很长时间才有人替其辩诬，但也只做了“卫尉寺丞，历监随州酒，签书同州，州判官事”[2]等一些文职小官。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春，西夏对宋用兵，宋在边境地区守备不足。时年五十七岁的种世衡向其上司范仲淹建议：“请营故宽州，州西南有延安二百里，当贼冲，右捍延安，左可致河东粟，北可图银、夏。”应该说这个建议是非常正确的，而且具有独到的战略眼光，于是范仲淹向朝廷请示，朝廷批准了种世衡的请求，并立即诏令他“废垒兴筑”。但筑城地点距离西夏军很近，西夏军当然也发现了宋军的战略意图，并派兵不断骚扰，种世衡一边同敌军作战一边筑城，可谓风险系数极高，而更加可怕的是水的问题。就在种世衡在前方和敌人作战时，后方传来消息，“凿地百五十尺，至石而不及泉”,所有工匠都认为此地打不出水了。古代修城筑寨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当地有无水源，若无水源，就是再坚固再重要的城寨都无法存在下去。形势万分危急，倘若此地真无水源，那么在此筑城就毫无意义，这样一来，非但种世衡的战略意图达不到，而且自己的仕途也会受到很大影响。此时，种世衡作出了一个影响他今后命运的决定，命人继续打井，且“屑石一畚酬百钱”。其实这也是不得已的举措，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人们在巨大的经济利诱之下继续奋力打井，最后竟然打出了泉水，城也终于筑成了，“赐名青涧”,[3]种世衡因功升职，“迁内殿崇班、知城事”,[4]成为自己所修之城的城主，这也成为他发迹的起点。

青涧城的周围居住着大量的羌族民众，种世衡经常与这些部族首领联系，并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深得当地属羌爱服。环州地区羌族暗地里与西夏勾结，成为北宋边患。范仲淹得知后，“乃奏世衡知环州以镇抚之”。[5]种世衡上任之后，对环州当地羌族抚以恩惠，树威立信，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他并非一味采取怀柔政策，而是恩威并施，对于一些不听招抚的部族也进行军事讨伐，得到的战利品并不占为己有，而是分发给当地部众，“由是属羌无复敢贰”。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泾原路副总管葛怀敏在定川大败，朝廷急召种世衡驰援，种世衡率领羌兵数千人赴援，“属羌为吾用，自此始”。[6]

种世衡一生的辉煌之作，是派王崇离间元昊君臣，这里的臣是指野利旺荣和野利遇乞两兄弟。野利氏家族自李继迁以来在西夏统治集团中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野利旺荣和野利遇乞两兄弟更是元昊统治时期的握兵重臣。至于种世衡是如何离间元昊君臣的，《宋史》、《涑水记闻》、《梦溪笔谈》、《东都事略》、《东轩笔录》等资料的记载各有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野利兄弟因受元昊猜忌而被杀，造成西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并迫使元昊向宋称臣，订立和议。种世衡离间元昊君臣对宋夏和议所起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李华瑞先生在其著作《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中已有专门论述，他认为不应该过于夸大种世衡离间的功绩，因为在此之前，元昊就与野利兄弟围绕王位继承权和决定野利家族政治地位的沉浮而展开斗争，种世衡的离间只是加深了元昊君臣的矛盾。至于宋夏和议的成功，是综合因素导致的结果，第一是元昊国内自身的矛盾；第二是宋军防御能力的改善；第三是厮的牵制作用；第四是辽国施加的压力，因此，不能把全部功绩都记在种世衡离间这件事上。李先生的分析可谓见解独到，有理有据。但不管怎么说，种世衡的离间计对西夏国内矛盾和宋夏和议的促成起到了加速催化的作用，为宋夏两国和平相处、百姓安居乐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种世衡为国家所做的最后两件事仍然是筑城与抚夷。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宣抚使范仲淹令种世衡与蒋偕共筑细腰城，当时种世衡年已花甲，且卧病在床，接到命令后，他一面用计迷惑西夏，招抚当地羌族部落，一面命令将士昼夜筑城，可谓“夙夜乃职，星露厥身”,再加上“年老有疾，逼以苦寒，城成而卒”,[7]享年61岁。种世衡的死，换来的是细腰城的筑立，切断了当地羌族部落与西夏的交通，迫使他们归服了大宋。

种世衡守边数年，功绩卓著，筑城青涧和细腰，离间元昊君臣，招抚少数民族，善抚士卒，不仅具有深邃的战略眼光，而且足智多谋，有胆有识，具备了一个军事家应有的素质。欧阳修说：“臣伏见国家兵兴以来，五六年所得边将，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与张亢、滕宗谅一例待之。”种世衡在处理政务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经营青涧城时“开营田一千顷，募商贾，贷以本钱，使通货得利，城遂富实”,[8]且善于发动人民群众，尽量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在边数年，积谷通货，所至不烦县官益兵增馈”,[9]有这样文武兼备的人才，仁宗皇帝特降诏褒之曰：“边臣若此，朕复何忧。”

种世衡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尽职尽责，以城青涧而始，以城细腰而终，不愧为“国之劳臣”。[10]他死后，“羌酋朝夕临者数日，青涧及环人皆画像祠之”,[11]这样的官吏在中国古代实属罕见。

参考文献：

[1]明一统志(卷二十九).四库全书本。

[2][4][9]宋史(卷三百三十五).种世衡列传。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八).康定元年九月庚午。

[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五).庆历二年三月是春。

[6][7][10]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五).墓志。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9,(1).

[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八).康定元年九月庚午。

范仲淹作墓志 篇七

王讳宝月，字子焕，高祖孝文帝之孙，临洮王愉之元子也……皇妣杨妃，恒农人，父次德，兰陵太守；祖伯念，秦州刺史。嫔南陵萧氏，齐太祖高皇帝曾孙，父子贤，齐太子詹事，平氏侯。

元宝月的名字附见于《魏书》卷22《京兆王元愉传》。元愉为孝文帝子，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在冀州刺史任上举兵反叛被杀，其有四子均被赦免，后又得附于宗室属籍，宝月即袭其追封之临洮王爵位。但该传元愉四子只见宝月及后来成为西魏皇帝的元宝矩二人，另两子不详。同书卷9《肃宗纪》武泰元年（公元528年）二月条：立“皇曾孙故监洮王宝晖世子钊”为帝，此宝晖不见于其他记载，陈仲安先生等编《北朝四史人名索引》第156页疑元宝月、元宝晖是同一人，可能因为两人都拥有临洮王爵号致疑。据志，元宝月卒于孝昌元年，有子二人，长子元蒨四岁，次子元森仲二岁，至武泰元年他们分别有7岁和5岁，而被立为皇帝的“故临洮王”之嫡长子元钊，“年始三岁”[2]，与宝月两子名字相异，年龄不合，可知宝月、宝晖决非同一人，宝晖当为宝月次弟，在兄长死后承袭了临洮王爵，兄弟爵位相袭在北朝是常见的事情。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个曾任大都督的元宝掌，见于《北齐书·慕容俨传》，当亦是元宝月四兄弟之一，惟长幼次序不明。

作为孝文帝之孙，身享王爵，死后墓志中历数姻亲地望官职，如该志历述母亲族属地望、母亲的父祖的官职、以及于外曾祖母的族望及外曾祖母父亲的官职，这些都应当是撰志者或执事者认为即便是“龙子龙孙”也值得炫耀的事。这是孝文帝实行门阀制度，选择官吏崇门第、重婚宦之后，墓志中常见这种情形，元宝月志中所述还不是皇室人物墓志中最繁琐的，更极端的情形可见孝昌元年（525）《元焕墓志》及《元显魏墓志》、武泰元年（528）《元举墓志》、建义元年（528）《元悛墓志》、兴和三年（541）《元宝建墓志》、武定二年（544）《元湛墓志》及《元湛妃王令媛墓志》。中原士族亦是如此，比较典型的可见正光元年（520）《李璧墓志》、孝昌二年《公孙猗墓志》、普泰二年（532）《韩震墓志》、元象元年（538）《李宪墓志》。在相关叙述中，鲜卑贵族出身者对与其联姻的汉族姻亲的官职与婚姻情况津津乐道，汉族士族对其鲜卑族姻戚亦细列详举。孝文帝定姓族的目的之一，“是使门阀化了的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合流，以便消除矛盾，加强合作”[3]，从墓志中两者互举姻亲这一侧面，可知孝文帝确实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元宝月墓志》中记志主其母亲杨氏的族望为“恒农杨氏”，与史书记载不合，值得留意。《魏书·京兆王元愉传》称：

世宗为纳顺皇后（于氏）妹为妃，而不见礼答。愉在徐州，纳妾李氏，本姓杨，东郡人。夜闻其歌，悦之，遂被宠嬖。罢州还京，欲进贵之，托右中郎将赵郡李恃显为之养父，就之礼逆，产子宝月。顺皇后召入宫，毁击之，强令为尼于内，以子付妃养之。岁余，后父于劲以后久无所诞，乃上表劝广嫔侍，因令后归李于愉，旧爱更甚。

孝文帝行门阀制度，尤重门第婚姻，规定宗室诸王正妃“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并强制性地命自己的几个弟弟分别娶陇西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及鲜卑勋臣八姓之首穆氏之女为妃，“前者所纳，可为妾媵”[4]。孝文帝以后，宣武帝同样严格控制宗室诸王的联姻家族。《魏书》卷21上《高阳王雍传》说：“元妃卢氏薨后，更纳博陵崔显妹，甚有色宠，欲以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号‘东崔’，地寒望劣，难之，久乃听许。”博陵崔氏虽属士族高门，但与孝文帝时规定的皇室通婚家族崔卢王郑“四姓”[5]中的清河崔氏相比，却显得“地寒望劣”，高阳王元雍曾奉其兄孝文帝之命娶原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之女为妃，卢氏死后，再娶博陵崔氏，虽当时元雍对崔氏特别喜爱，宣武帝却长期不同意将其册立为王妃。对宗室诸王正妃选娶家族的此种限定，宣武朝以后有所改变，执政的胡太后因出身寒门，在为皇帝元选备后宫时有意“抑屈人流”，崔、卢、李氏之女等仅被册封为“世妇”，而不入地位更高的左右昭仪、三夫人或九嫔，各家族忿忿不平，纷纷申述[6]。鲜卑贵族婚姻原本具有随意性，执政者态度如此，贵族婚姻复趋杂乱而淫风炽盛，元雍本人亦将其争取而来的王妃崔氏抛在一边，“多幸妓侍，近百许人，而疏弃崔氏，别房幽禁，不得？ 卦つ谡龈率扯选V聊俗笥椅薷存臼梗优∑淠福仄粑牛砟说眉薄？BR>

元愉所娶正室为鲜卑勋臣八姓之一的于氏之女，于氏在八姓中地位居后，但孝文帝时，居八姓之首的穆、陆二姓均有人参与反迁都及汉化改革的叛乱活动，于烈却忠心耿耿，与其子于忠相继统领禁军，于烈弟于劲女又立为宣武帝皇后，位望显赫。元愉作为宣武帝之弟，纳皇后于氏之妹为妃，既门当户对，又能“结二族之好”，无奈个人感情与政治婚姻并不能相处无间，他更喜欢并非名门的东郡杨氏女，并“欲进贵之”，即当是试图改变杨氏妾的身份，径以为妃。无论如何，元愉还是明白人，知道以名不经传的东郡杨氏作为自己的王妃不会得到其兄宣武帝的首肯，遂托为赵郡李氏养女，并隆重的迎娶，以此改变杨氏的出身门第。只是作为政治上层人物，个人感情还是不得不让位于政治，杨氏或者说是改头换面后的李氏还是被当时的皇后出于保护妹妹的私心，召进宫中，痛加殴打，并逼其出家为尼。杨氏后来因特殊情况回到元愉身边，正式身份不明，元愉在反叛之际，立杨（李）氏为皇后，终于“进贵”了杨（李）氏一次，可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及事败被擒，遣送京师，“愉每止宿亭传，必携李手，尽其私情”。两人感情确属真挚。

有趣的是，在《元宝月墓志》中，李氏又变成了杨氏，只是其地望由东郡改成了恒农，出身变成了汉魏以来的名门弘农杨氏，当然我们可以确信，其父兰陵太守杨次德、秦州刺史杨伯，均属假冒，或是如以前改姓李一样，通过缔结养父养女关系缔结而成的。尽管当时活跃于北魏政坛的杨播一族“自云恒农华阴人”，本身便有假冒之嫌[7]，且“门望姻援不胜他人”，但从仕北魏起，“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外显职，时流少比”，并且确曾与皇室联姻[8]。在这种情况下，杨氏如真出自真正的或假冒的弘农杨氏，却去攀附当时门地并不比弘农杨氏高的赵郡李氏，则难以理解。

结合《元愉传》与《元宝月墓志》所看到的“杨妃”先伪托赵郡李氏后又伪托弘农杨氏，这是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以后社会上的一种普遍行为，文献中事例甚夥，唐长孺先生在《〈魏书·杨播传〉自云“弘农华阴人”辨》一文中已有揭示。除唐先生所举《魏书·王睿传》及《侯刚传》两个典型事例外，我们还可举同书《朱瑞传》为证。传称朱瑞本代郡桑干人，魏末委身尔朱荣，官高爵显，“启乞三从之内并属沧州乐陵郡，诏许之，仍转沧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乐陵有朱氏，意欲归之，故求为青州中正；又以沧州乐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故乞移属焉”。而如杨氏改姓以伪托地望还可举张整为例。景明元年《张整墓志》称：

君讳整，字菩提，并州上党郡刈陵县东路乡告迁里人，源出荆州南阳郡白水县，五世祖充，晋末为路川戍主，因官遂居上党焉。燕、赵之世，冠冕弥光，暨世祖太平真君中，君以乡难入京，奉荣宫掖，显祖异焉。高祖……加大长秋卿，龙骧将军，委以六宫之任。

志主张整，赵万里先生指出即《魏书·阉官传》中的白整，亦即孝文帝《吊比干碑》碑阴所附随从人员中的“中给事录大官令臣上党白整”，此人事迹还见于《魏书孝文幽皇后传》，姚薇元先生推断白整源出稽胡[9]。出身稽胡白氏的白整因伪托地望，在墓志中改姓张，并杜撰出五世祖张充。

北魏政权在西晋以后北方社会动荡已久、人口移徙无常、籍贯变迁频繁、重同姓而谱牒不密的背景下确立门第高卑，同时还考虑到各家族魏晋时代的地位，这原本就为伪托地望开了方便之门。

伪托地望除举族直接移徙于所托之地外，常常还以“自云”、“自言”某一魏晋名人后代的方式出现，而要成为事实，似乎还须如前引朱瑞改地望事一样，经皇帝下诏特许。如成淹，上谷居庸人，“自言晋侍中粲之六世孙”；刘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靖王胜之后也”；张熠，“自云南阳西鄂人，汉侍中衡是其十世祖”；高肇，“自云本勃海蓨人，五世祖顾，晋永嘉之乱避入高丽”；孙惠蔚，“自言六世祖道恭为晋长秋卿”；温子孙，“自云太原人，晋大将军峤之后也”；王仲兴“世居赵郡，自以寒微，云旧出霸城，故为雍州大中正” ；茹皓，“旧吴人也……既官达，自云本出雁门，雁门人谄附者乃因荐皓于司徒，请为肆州大中正，府、省以闻，诏特依许”[10]。

值得注意的是，北朝后期，“代人”或以鲜卑为主的“北人”亦染此风，不再满足于以“代人”或“河南洛阳人”[11]为自已的籍贯，且乐于引一先代汉族名人为先祖。兴和二年（540）《刘懿墓志》称志主刘懿“字贵珍，弘农华阴人”，并虚夸：“自豢龙启胄，赤乌降祥，磐石相连，犬牙交错，长源远叶，繁衍不穷，斧衣朱绂，蝉联奕世。”《北齐书》卷19《刘贵传》所述刘贵事迹与《刘懿墓志》所记基本相同，传却称他为“秀容阳曲人”。从志、传所述刘懿曾为肆州大中正、死葬时隶秀容的肆卢乡、其子亦曾为肆州中正、志称刘懿拥有“第一酋长”等事实，我们可以断定刘懿或者说刘贵原本为北族人，后属籍肆州，而“弘农华阴”籍贯属于伪托。与《刘懿墓志》相类的还有天平四年《张满墓志》，志称：“君讳满，字华原，南阳西鄂人也，汉相留侯之苗裔。”《北齐书·循吏·张华原墓志》却称他为“代郡人”。从志中称张满“语通书革之国，言辨刻木之乡”的情况看，他确实应是土生土长的“代人”，志中所称“南阳西鄂”，实是此时开始且影响及于后世的张姓伪托地望的惯伎，这在北朝家族无闻的张姓人物的志、传中颇为常见。如《北齐书》卷19《张保洛传》称：“代人也，自云本出南阳西鄂。”至于高欢自称渤海高氏而难以究？ 礫12]；侯景显系北族出身，上代最远只知其父名讳，代梁建汉后，却“以汉司徒侯霸为始祖，晋徵士侯瑾为七世祖”[13]，虽均出于政治图谋，却也是当时北族出身者伪托地望与冒引先祖的风气使然。

墓志中反映出来的北魏皇族人物伪托地望与冒引先祖的行为特别令人注目。正光元年（520）《元宁墓志》称：

君讳宁，字阿安，河南洛阳人也。其先唐尧之苗裔，汉高之胤胄孝章帝之后。君故使持节龙骧将军雍州刺史外都大官贺延镇都督武阳侯渴洛侯曾孙，故平远将军散骑常侍殿中尚书冠军将军始平公侯尼须之孙，故岐州刺史之子……旨补骑官之任，释褐殿中将军，稍加位号，迁授轻车将军。

从元宁姓氏、先祖名字任官、本人任官经历及“河南洛阳人的地望，我们可以断定他属于北魏宗室，但他的墓志却自称为“汉高之胄孝章帝之后”。普泰二年（532）《韩震墓志》志阴说：“君妻，南阳娥氏，羽真、南平公、鱼曹尚书、使持节秦雍二州刺史仇池都督娥清之女” 娥清为将于北魏明元、太武二朝，传记见于《魏书》卷30，据本传，他属“代人”，有关史料表明他曾拥有须昌侯、昌平侯、东平侯等爵位，而无南平公爵位。娥清因战不力，被太武帝“黜为门卒，遂卒于家”，其子娥延后被赐爵为南平公，见于本传。娥清与韩震时代远隔，志中所述娥清官爵与本传相去甚远，颇疑志中娥清应作娥延。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隶娥氏于东胡诸姓之首，并据《宋书》卷48《朱超石传》中“索虏托跋嗣遣弟黄门郎鹅青……屯河北”一语，推断娥清原姓当为托跋，娥清乃其名，“以罪戾见摈于皇族，不得袭用阴山贵姓，而以其名第一音为氏也”[14]。无论是出于一般的“代人”，还是源出拓跋皇室，娥氏在北魏末年已自认望出南阳，却是不争的事实。

一些北族人墓志中还杜撰先祖从中原外迁的史实，以证明自己在血统上确实源自华夏。孝昌三年（527）《刘玉墓志》说：

君讳玉，字天宝，弘农胡城人，厥初基兆，与日月同开，爵封次第，通君臣之始，周秦汉魏，并班名位。远祖司徒宽之苗，其中易世，举一足明。值汉中讥（季？）匈奴之患，李陵出讨，军略不利，遂没虏庭，先人祖宗便习其俗，婚姻冠带与之错杂。大魏开建，托定恒代，以曾祖初万头大族之胄，……为何浑地汗，尔时此班例亚州牧。

北周天和三年（568）《李贤墓志》：

公讳贤，本姓李，原州高平人，汉将李陵之后也。十世祖俟地归，聪明仁智，有则哲之，监知魏圣帝齐圣广渊，奄有天下，乃率诸国定扶戴之议。凿石开路，南越阴山，竭手爪之功，成股肱之任。建国拓拔，因以为氏。

大赵神平二年（北魏永安二年，529））《王真宝墓志》：

君讳真保，秦州略阳人，实轩辕之裔，后稷之胄。盖隆周即豫，霸者专征，陈生嗟去，获兆西域，遂飞实武威，别为王氏历代名位，左右贤王。暨汉世大统，诸国内属，因朝入土，鸣玉西都；后中国失御，魏晋迭升，或龙腾白马，凤飏金域，所在立功，图勋帝室，受晋茅土，遂家略阳。 　 还有一些北族人的墓志直截了当地称华夏族公认的始祖黄帝或圣王的后裔。正光元年（520）《叔孙协墓志》说：“君讳协，字地力懃，河南洛阳人也，其先轩辕皇帝之裔胄，魏冯翊景王渴罗侯之孙，仓部尚书敕俟堤之子。”孝昌二年（526）《和邃墓志》称：“朔州广牧黑城人也。其先轩皇之苗裔，爰自伊虞，世袭缨笏，式族命三朝，亦分符九甸。因食所采，故世居玄朔。”武泰元年（528）《陆绍墓志》云：“河南河阴人也。其先盖轩辕之裔胄。”武平元年（570）《乞伏保墓志》：“其先盖夏禹之苗裔。”

从墓志中我们还发现，同一家族的北族人物的墓志中，虽均引华夏先代圣王为名人为先祖，但说法并不一致。如永安二年（529）《尔朱绍墓志》说：“其先出自周王虢叔之后，因为郭氏，封居秀容，酋望之胤，遂为尔朱。”而河清三年（564）《叱列延庆妻尔朱氏墓志》却称：“郡君讳元静，北秀容人也，其先盖夏后氏之苗裔。至如寻熊凿山之巧，收功于九折，逐龙入穴之能，取智于九鼎。源流共四海俱深，基构与五山并极。”同出秀容尔朱氏，却一断称“周王虢叔之后”，一称“其先盖夏后氏之苗裔”，表明他们在新的族源的选择上，还未达成共识。还有的父子两代的墓志对地望与始祖的叙述差异颇大。如正始四年（507）《奚智墓志》说：“恒州樊氏人也。始与大魏同先，仆脍可汗之后裔。中古迁移，分领部众，遂因所居，改为达奚氏焉。逮皇业徙嵩，更新道制，敕姓奚氏。”其子正光四年（523）《奚真墓志》却称：“河阴中练里人也。其先盖肇徯轩辕，作蕃幽都，分柯皇魏，世庇琼荫，绵弈部民，代匡王政。可谓芬桂千龄，松茂百世者矣。”这无疑反映出两代人文化心态上的变化。

以华夏始祖为族源或将族源追述至华夏民族起源时期，这是十六国北朝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为获得中原人心普遍采用的办法。匈奴人刘渊自称“汉室之孙”，建国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15]；鲜卑慕容氏称“其先有熊氏之苗裔”[16]；氐族苻氏则称“其先盖有扈氏之苗裔”[17]。羌人姚氏自称：“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18]略阳临渭氐人吕氏则称：“其先吕文和，汉文帝初，自沛避难徙焉，世为酋豪。”[19]匈奴人赫连勃勃在建国之后，下诏书说：“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音殊中国，姓改姒氏，故从母姓为刘。子而从母，非礼也。……帝王系天为子，实与天连，今改姓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庆。”[20]虽弃刘姓，却肯定了自《史记》以来匈奴乃“夏后氏之苗裔”的说法，故北齐武平四年（573）《赫连荣墓志》说：“朔方人也。昔栉风沫雨，大业禀于帝图；疏河导源，叹嗟仲尼之口。波流于是浩汗，根叶所以郁槃。连天徽赫，难得而称焉。”鲜卑拓跋氏自述族源说：“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焉，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焉。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 鬯醇沃镒妗k祭约扒睾海村鳌⑨瘛⑿倥簦鞅兄荩季蟛唤荒舷模且栽丶尬叛伞！盵21]匈奴宇文氏[22]于国史中称炎帝神农之后，并说炎帝“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有葛乌兔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俗谓天曰‘宇’，谓后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23]。

北族出身者伪托中原名族，冒引华夏名人为先祖，反映了他们进入中原后，面对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深厚文明的民族，心理上的不自信与趋同，这正是促使他们汉化的一种内在动力。史书中的说法，是一种政治宣传，而墓志中的记述，则是志主或其后人心理上的认可。当进入中原的少数族人认同于华夏，或虽没有忘记从边地迁入中原的历史，心理上却仍然自认为是华夏裔孙，历史上的少数族汉化或华化的过程才算真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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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所引墓志均出自赵万里先生编《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所附图版及赵超先生《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文中均标明墓志撰写年代，以便读者查证，不再一一注明出处。对后者录文有疑义者，亦径据前者图版改正，不再详加说明。

[2] 《魏书》卷13《皇后·胡氏传》。

[3] 唐长孺先生《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收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0页。

[4] 《魏书》卷21上《咸阳王元禧传》。

[5] 关于北魏定士族等地时产生的“四姓”的确切内涵，参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2~80页。

[6] 《魏书》卷13《孝明皇后胡氏传》。

[7] 参唐长孺《〈魏书·杨播传〉“自云弘农华阴人”辨》，载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期。

[8] 《魏书》卷 58《杨播传弟杨椿附传》。

[9] 《北朝胡姓考》第294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10] 见《魏书》各人本传。

[11] 孝文帝规定随迁洛阳之鲜卑人改籍贯为“河南洛阳人”，从墓志中可知，这得到鲜卑人的普遍遵循，不过以“洛阳河阴人”作为籍贯者亦不少。

[12] 高欢北魏末起于北镇，且“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北史》卷6《神武纪》），但自称渤海蓨人，在史书存在可以稽考的世系。而这一世系存在疑点，被指为伪造，或疑高欢本出高丽，诸家观点详见缪钺先生《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人之冲突》，收于氏著《读史存稿》，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后李培栋复著文对史籍中的高氏世系加以肯定，见其《高欢族属家世辨疑》，收于刘心长．马忠理主编之《邺城暨北朝史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但笔者认为，李氏所论并不能证明高氏世系的真实性。

[13] 《梁书》卷56《侯景传》

[14] 《北朝胡姓考》第237~238页，前引书。

[15]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

[16]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

[17] 《晋书》卷112《苻洪载记》。

[18] 《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

[19]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

[20]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21] 《魏书》卷1《序纪》。

范仲淹作墓志范文 篇八

文化/人文景观/创意/营销

步入新时代的文化经济领域，我们看到文化创意的设计正在冲击我们的感官，文化元素也正逐步渗入我们旅游生活各环节，在人们生活质量水平的不断提高的需求下，对人文景观的关注和对其文化内涵的体验成为了旅游景观中的特色内容，人文景观中其独特的视觉享受和文化体验正让越来越多的欣赏者流连忘返，参与到文化创意的理念当中来，欣赏到其个性化的艺术展现形式，从而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化，延续人文景观的历史脉络。

一、岳阳楼的人文景观背景。

岳阳楼地处长江水域的洞庭湖之畔，位于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岳阳之西北。它由天下盛名的洞庭湖所滋养，建筑风格古朴而独特，气势凝重宏大，突出的盔顶结构为儒雅的岳阳楼平添了威严之势，是江南名楼的经典之作，是岳阳历史名城的瑰宝与标志。它与滕王阁、黄鹤楼并称江南三大名楼，特别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使岳阳楼名扬四海，成为古代名人的趋之若鹜的场地，蕴含了历史、政治与文化等丰富内容。为了将岳阳楼的文化景观发扬光大，重现昔日游人如织的风采，必须提升其景区景点的内涵与丰度。通过文化创意设计与营销，实现“新编历史剧”的重塑性创造。

二、岳阳楼的人文景观内涵和蕴意。

岳阳楼坐落于岳阳古城，岳阳楼因其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属于部级的文物。体现了中国湘楚文化的精髓，展现了中国政治斗争的历史画卷。

1、岳阳楼的湖湘文化景观。岳阳楼在文化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孕育出了湖湘文化，成为了与巴蜀、吴越文化并称的长江文化之一。李白、杜甫、刘禹锡等著名诗人曾为岳阳楼题诗，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名曲词赋更是为岳阳楼增添了烂若星汉的夺目光环，还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屈原名吟、“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孟浩然诗句，无一不为岳阳楼增光添色，留传下了众多的中国古典文化内容，寄托了历代先贤的浓郁情思和情怀，表达了忠贞的爱国主义情操和伟大的报国热忱。构筑了“先忧后乐”的岳阳楼文化精神。

2、岳阳楼的文物景观。岳阳楼是江南三大名楼中唯一保持原址原貌，纯木结构，三层、四柱、飞檐、盔顶。全楼没有一块砖石，没有一颗铁钉，门缝对榫，工艺十分精巧。

3、岳阳楼的三国时期景观。岳阳地处三国时期的重要军事要地，家喻户晓的三国人物：周瑜、大、小乔等人物都凝入了岳阳的古代文化历史当中，阅军台、小乔墓成为了岳阳楼的三国文化景观。

4、岳阳楼的龙舟景观。中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因愤世嫉俗，用不朽的诗篇《离骚》寄寓了诗人的忧国忧民情怀和执着的人生追求，自沉于罗江，用不朽的精神感染现代的爱国主义者。因此，人们为了纪念屈原，岳阳楼在每年的端午节之际划龙舟以示缅怀之情，成为了岳阳的风情习俗文化，成为一个人文景观。

三、岳阳楼的人文景观创意性营销策略。

为了传承岳阳楼优秀的历史文化特色，将其独特的人文景观予以创意性塑造，要遵循人本的理念，用历史的根基、传统文化的精魂作为内容，创设出具有独特个性的营销精华。

1、要采用Arduino虚拟数字技术创设岳阳楼虚拟空间的展示与营销体验。运用网络数字技术进行岳阳楼沙盘整体设计，把岳阳楼的楼亭风光凝聚在3D仿真化的沙盘当中，慕名来岳阳楼欣赏的人们可以通过直观的沙盘设计领略到岳阳楼缩略的风景，从虚拟的场景中获知岳阳楼的环境信息，通过Arduino的传感器可以捕获沙盘中的环境变化信息，从而控制虚拟环境中的变化。

从心理的欣赏的角度，对岳阳楼虚拟景区的设计使观赏者沉浸在真实性和视觉美感的体验之下，获得了良好的交互性体验和认知性体验，这种新奇的、数字化的体验表现方式，增加了人们对岳阳楼的文化认知，有利于楼阁文化的广泛传播，促使更多的人来欣赏岳阳楼、感触岳阳楼的历史文化。

2、要采用文化营销的创意手段。岳阳楼集聚文化精华，岳阳楼为更了进一步拓展旅游市场，进行创新与包装，就《岳阳楼记》进行文化创意营销。在2013年的春节期间，岳阳楼景区就曾开展“背《岳阳楼记》，领免费门票”特别活动，大家在岳阳楼上背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一幅多少美妙的场景呀！并且，在清明期间，岳阳楼更推出优惠促销活动，游客可以获得“免费通行证”随意畅游岳阳楼，但是前提是游客要能回答出景区的相关名胜古迹，大家纷纷踊跃报名，热闹非凡，这种将营销与文化内涵相融合的创意手段，无疑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吸引了众多的热爱文化的游客。

3、要在建筑翻修设计过程中要突出楼体的尊贵。岳阳楼凝聚了景观的精髓，其楼体的地位显要而尊贵，为了突出其主体地位，要对其他人文景观进行配角控制，尤其在其他建筑物的高度、规模、色彩等定制上要严格控制，以其他建筑物的陪衬设计来体现岳阳楼的主控风格。

岳阳楼的人文景观历史渊源久长，文化内蕴丰富而久远，要用其沉淀的传统文化、风格特异的风俗人情，展现出岳阳楼的地域文化和人文景观特色，以人文的精神，创意的营销理念，体现出岳阳楼的建筑古朴特点、动态的风情习俗，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生态的、人文的城市风貌。

参考文献：

[1]龚德宽，袁志成。《岳阳楼记》华丽转身的精神内涵[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05）

范仲淹作墓志 篇九

关键词 柳开 宋初 士人 豪横之气 士风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4-0123-08

有宋一代士风，最为后世所称道，无论是当年范仲淹抒发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追求，还是现代学界对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现象的评述，①都揭示出宋代士风有超越前后代的某种独特之处，这既包含了士大夫长期主政下自主精神与自豪感的流露，也反映了文教昌盛下士人长期推崇道统与修养风范的群体自觉意识。然而，这种所谓的宋代士风绝非一夜之间凝聚而成，而是在历经变迁演进的过程所逐渐造就。②

宋朝初年，士人虽有意划清与以往乱世的界限，但身心沿袭夹杂唐末五代遗风之处甚多，不少人在行为上还暴露出一些豪横之气。这种豪横之气既包含有豪放敢为的一面，也存在着粗暴越轨的另一面，与日后讲求规矩、儒雅的风尚存在不小的差异。不过，作为宋朝的士林前辈却是后人高歌行进中绕不开的起点。柳开便是被当朝人定性为“性豪横”③的这样一位代表性人物，通过考察其经历事迹，可以为透视宋初士风提供一个重要的窗口。④

一、柳开的身世背景

柳开虽出生于五代岁月，但其家世渊源可以追溯更远。柳氏是中古时代的一个显赫姓氏，早在南北朝时期已成高门大姓，活跃于全国许多地区，也出了不少风云人物。唐朝时，士家大族在政治上已经走向下坡，不过在世人心中依旧保持着许多的尊崇地位。河东柳氏便是当时的著姓大族，其中在京师长安地区，柳氏与韦、裴、薛、杨、杜等家并称显赫门第。⑤唐朝时，柳氏还出了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和书法家柳公权。

① 参见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2001年第6期；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自序一”，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拙作《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以宋朝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探究为中心》，《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② 参见拙作《宋朝开国史与士人的记忆及改造——以宋朝“崇文”气象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0年第5期。

③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3，中华书局，1983年，第46页。

④ 目前，柳开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受到古代文学界的关注，但史学界却尚无专文论述。

⑤ 欧阳修：《新唐书》卷199《柳冲传》引柳芳所言，中华书局，1975年，第5678页。

后晋天福十二年（947），柳开生于大名府一个大姓家庭。用柳开以后的话说，即所谓“邺中大族我家也”。 柳开：《河东集》卷14《宋故昭义军节度推官试大理评事柳君墓志铭》，影印四库全书本（该书版本以下相同）。柳开的父辈虽然政治地位不高，其父柳承乾最终只做到监察御史，而其他成员也没有特别值得夸耀的仕宦成就。不过，柳开的家族在经济上却颇有实力，属于富豪一类。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6，中华书局，1985年，第63页。这样的身世环境，对柳开一生，特别是以后的仕途活动和行为特性，都有抹不掉的深远影响。旧家世族与富裕的家境出身背景，使柳开自幼养成明显的优越感，自视甚高，但性格张扬，甚至使气任性，所谓“尚气自任，不顾小节”，瞧不起循规蹈矩的俗儒。 张景：《故如京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使司空知沧州军州事兵马钤辖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河东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柳公行状》，《河东集》卷16。同时，世族注重文学修养的传统也在他身上得到继承。柳开“幼颖异”， 脱脱：《宋史》卷440《文苑二？柳开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3023页。用心读书，涉猎广泛，志存高远。

范仲淹作墓志 篇十

关键词范仲淹张载《中庸》二程高平门人

〔中图分类号〕B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3-0001-08

一

关于居宋明理学史上重要地位的“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的思想渊源，史书记载一向比较含混，直至承继黄宗羲未竟之业编修《宋元学案》的全祖望，才用肯定的语气宣示横渠之学出于范仲淹。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首序录中说：“晦庵（朱熹）推原学术，安定（胡瑗）、泰山（石介）而外，高平范魏公（仲淹）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o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①《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明确地将张载列为“高平门人。”②黄百家的按语更是断言：“先生少喜谈兵，本驰豪纵士也。初受裁于范文正，遂翻然知性命之求，又出入于佛、老者累年。继切磋于二程子，得归吾道之正。”③《宋元学案》卷三之《高平学案》原为全祖望所撰，但原稿已失，今本为王梓材补修，他把张载和富弼、张方平、李觏、贾黯等人均列为“高平门人”以张大其门户。④在王梓材和冯云濠编撰的《宋元学案补遗》里，同样将张载列为“高平门人。”⑤《宋元学案》和《宋元学案补遗》的编撰者均生于张载所生活的时代数百年之后，又何以如此肯定地将张载系于“高平门人”而确信不疑？

二

关于张载受学于范仲淹的记载，首出于曾为张载弟子的吕大临。据吕大临言，横渠年少时，即无所不学，卓荦不群，“与人焦寅游，寅喜谈兵，先生说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群经统类文献整理与宋明儒学研究”（13&ZD061）

①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首《序录》，陈金生、梁运华、李哲夫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②③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17《横渠学案上》，陈金生、梁运华、李哲夫点校，第662、664页。

④ 参见[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陈金生、梁运华、李哲夫点校，第153页。

⑤ 参见王梓材、冯云濠编撰：《宋元学案补遗》卷17《横渠学案补遗》，沈芝盈、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2012年，第1323页。

其言。当康定用兵时，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公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以为未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宋]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宋]张载：《张载集》附录，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78年，第381页。张载生于天禧四年（1020），“年十八”应为景v四年（1037）。元昊称帝叛宋是在宝元元年（1038），元昊破金明寨，围延州（治今陕西省延安市），歼宋援兵于三川口（今陕西省延安市西约20公里处）是在康定元年（1040）正月。是年三月，应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1008-1075年）举荐，范仲淹复官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治今陕西省西安市）；五月己卯，“以起居舍人、知制诰韩琦为枢密直学士，陕西都转运使、吏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7，康定元年五月己卯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3013～3014页。所以，张载不可能于其年18岁时拜谒范仲淹，范仲淹此年（景v四年，1037）尚在知饶州（治今江西省上饶市）任上，又调知润州（治今江苏省镇江市）。景v四年（1037），范仲淹于饶州州治建庆朔堂。离任后有诗云：“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忆着成离恨，只托清风管勾来。”见[清]范能F编集：《范仲淹全集》言行拾遗事录卷一《怀庆朔堂诗》，薛正兴点校，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798～799页。范氏又有《饶州谢上表》：“昨奉敕命，落天章阁待制，守本官差知饶州，已到任礼上讫。”见[清]范能F编集：《范仲淹全集》文集卷16，薛正兴点校，第343页。是年十二月，因京师地震，为因应天道，“徙知饶州范仲淹知润州。”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景v四年十二月壬辰条，第2843页。宝元二年（1039）三月，只在知润州任上停留未满一年的范仲淹又被朝廷移知越州（治今浙江省绍兴市）。[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宝元二年三月丁未条，第2899页。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时间差，故而《宋史・道学传》将张载拜见范仲淹的年龄调整到“二十一岁”：“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元]脱脱：《苏轼》卷427《张载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2723页。无论是吕大临还是《宋史・道学传》的实际作者都没有讲明张载是在何处谒见范仲淹的。由于范氏于康定元年（1040）五月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未至永兴。癸丑，改为陕西都转运使高若讷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四月壬子条，第3009页。作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治所，是在延州。富弼所撰《范文正公墓志铭》：“宝元初，羌人压境叛，间岁悉众寇延州，太将战没，关中警严，于是还公旧职，移知永兴军，道授陕西都转运使。议者谓将漕之任，不预戎事，遂改充经略2017年第3期

张载本人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固然是很重视《中庸》的：“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宋]张载：《经学理窟》，《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77。《宋史・道学传》对张载学术特征的总结是：“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元]脱脱：《宋史》卷427《张载传》，第12724页。犹如郑熊所论，以《中庸》为体是张载对汉唐儒学现状反思的结果。汉唐儒学太过质厚朴实，在天人关系上存在“知人不知天”的问题，参见郑熊：《“以为〈易〉宗，以为〈中庸〉体”探析――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齐鲁学刊》2011年第3期。缺乏心性之学的深度。张载试图通过对太虚与气关系的梳理，建构了太虚这个本体论概念，实现了“知人”与“知天”的贯通。“以《中庸》为体”， 意思是要借助《中庸》的思维模式实现天道与人性的合一，“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乃所谓诚。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诚身，不过不已于仁孝而已。故君子诚之为贵。”[宋]张载：《正蒙・诚明篇第六》，《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1页。在此，《中庸》之诚成为“天道”与“人道”的共同特性与两者实现内在贯通的潜在可能性之基础。尽管如此，在张载那里，《论语》《孟子》始终是要被高一格看待的：“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论》、《孟》二书于学者大足，只是须涵泳。”[宋]张载：《经学理窟》，《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72页。他表现出以《论语》《孟子》为基础对儒家经典进行统合的倾向，将《论语》《孟子》作为其他儒家经典的义理基础与衡量标准，凸显两者在儒家经典中的核心地位。朱熹在编辑《近思录》时，所列张载著作尚有《论语说》和《孟子说》，参见[宋]朱熹、[宋]吕祖谦编：《〈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卷五《省察》，程水龙集校集注集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07页。后佚。张载的弟子苏\撰《正蒙序》说：“会归义例，略效《论语》、《孟子》，篇次章句，以类相从，为十七篇。”[宋]苏\：《正蒙序》，林乐昌：《正蒙合校集释》附录三，中华书局，2012年，第974页。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序论》中也认为，张载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涵盖了儒家经典的内容，体现着儒学的精髓：“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论》、《孟》之要归也。”[清]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林乐昌：《正蒙合校集释》附录三，第986、985、986页。这样的说法，都发现了张载学术著作及思想特质与《论语》《孟子》的关系要近于《中庸》。“张子之学，无非《易》也”一句，又揭示了张载学说与《周易》的密切关系。张载撰有《横渠易说》，时间在《正蒙》之前，嘉v二年（1057），张载从关中去开封应试，“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⑧[元]脱脱：《宋史》卷427《张载传》，第12723、12724页。《横渠易说》估计作于此之前。熙宁三年（1070）张载回到眉县横渠镇。“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⑧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云：“熙宁九年（1076）秋，先生感异梦，忽以书属门人，乃集所立言，谓之《正蒙》。”[宋]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宋]张载：《张载集》附录，章锡琛点校，第382页。《正蒙》是张载思想的成熟之作，而他先前所作的《横渠易说》则代表着张载早些时候的探索，在与二程交谈的过程中，张载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覃思潜研，晚年终于出神入化，“从《易说》到《正蒙》，正说明张载哲学是在《易》学基础上成熟起来的。”刘学智：《〈横渠易说〉与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王夫之反复说：“盖张子之学，得之《易》者深。”“张子言无非《易》。”这是切实地把握住了张载的思想历程和特征。

四

范仲淹作墓志 篇十一

关键词：宋朝；出土墓志；贾昌龄；范仲淹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120—06

根据传世文献，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生前共为他人撰写墓志文17篇，贾昌龄墓志文作为其中一篇，在不同版本的范仲淹文集中基本都有收录，较为权威的有宋本《范文正公文集》（以下简称宋本）①、今本《范仲淹全集》（以下简称今本）②，传世文本墓志文文字基本相同，只是标题内容有所区别。贾昌龄是宋英宗时的进士，官至广州知州，卒于康定元年（1040）八月。据《宋史》卷二八五《贾昌朝传》附其伯祖父《贾琰传》记载，贾琰有湜、汾二子，“湜子昌符，赐同学究出身。汾子昌龄，第进士，为屯田员外郎”。由此可知，贾昌龄是贾琰的孙子、贾昌朝的同族弟兄。

2012年6月，在河南新郑市二十里铺南抱嶂山西南③出土了由范仲淹撰文、李蒙篆盖、彭余庆镌刻的贾昌龄墓志。墓志盖篆书“大宋故太常少卿贾公墓志铭”，共四行，每行3字，篆文布局美观典雅，字体清秀瘦长，笔法简洁流畅。墓志文为正楷，共42行，除题目及撰文、篆盖者结衔、姓名字体较小外，墓志正文足行42字，共1859字。字体清秀，笔法刚中见柔，楷书兼具颜柳之风。现将墓志文移录并点校如下，文中∥代表墓志文的回行。

宋故朝奉郎、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馆、知广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市舶使，上轻车都尉、赐绯鱼袋借紫贾公墓志铭并序∥资政殿学士、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知邠州军州事及管内劝农使、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轻车都尉、汝南郡

开国侯、食邑一千八伯户、食实封肆伯户、赐紫金鱼袋范仲淹撰∥将士郎、守秘书省著作佐郎李蒙篆盖∥公讳昌龄，字延年，其先镇阳人，以仕④宦迁徙，今为开封人也。曾祖讳纬⑤，唐末起家，备尝险阻，属文之外，∥长于撰述，以唐武宗而下至僖、昭皆⑥无实录，乃以传闻并诸家之说，著《唐年补录》六十五卷，识者称之。居石晋∥朝知制诰，至周为给事中，史有本传⑦，国朝赠太傅。祖讳琰，有才识宇量，∥太宗在藩邸，相得有素，领开封尹，辟⑧为推官。及即位，自推官、赞善大夫∥擢拜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期以辅相。将讨河东，与大臣议将⑨帅，上曰：“非琰不可。”会寝疾，不起，上轸悼之，忧形于色。∥赠尚书左丞，《国史》有传。父⑩讳汾，以气义称，位不充量，终于殿中丞，赠尚书工部侍郎。妣广平程氏，∥封平恩县太君。公少孤，太夫人爱之，以待其成，天然好学，甘于清苦。时翰林李公宗谔有望于朝，名实之∥士多出其门，公依之有年，以文行自立，门下士咸推重之。一上登进士第，释褐为饶州浮梁尉。彼俗阴狡，∥与人有怨往往食毒草而后斗，斯须毙仆，以诬其怨者。公至，必反复省视，自此被诬之人多昭雪焉。秩满，∥除开封府功曹参军，在职修举，府中常推委之。会太夫人寝疾，公执药饵，不斯须去左右者数月。∥以忧解官，哀毁之过，宗党称嗟。服除，为许州郾城县主簿，本郡牧与外计使皆以文学、政事交荐于朝。改∥大理丞，宰蜀之江源县。人繁地狭，积多田讼。公曰：“听讼之明，曷若使无讼乎？”乃正其疆，条其弊，以示于民，∥自兹无争焉。时天下学校未兴，公修孔子庙，起学舍，俾邑之秀民群居焉，旦暮躬往劝导之。自此江源始∥有举进士，邑人于今称之。∥皇上即位，升殿中丞，知宣州宣城县，未至。有江淮制置使举公监海州榷货务，疏达利路，商贾便之，以劳∥被奖，改太常博士，又迁屯田员外郎。既而三司使以公可通天下之利，荐之领京师榷货务，三年称职，∥特除都官员外郎，赐五品服，通判泉州，远人赖之。迁职方员外郎，俄拜屯田郎中，知卫州。会州长不利，继亡者∥数人，人无敢往。士大夫惜公之行，或教以易其府署。公曰：“吉凶人乎，死生天乎！”于是弗辞厥命，弗易∥厥居，而终亦无咎。郡之共城有稻田，以供尚食，水利有余，而民不与焉。公命岁溉之外，与百姓共之。∥天子以钦恤之怀，忧及百邦，复∥先朝提点刑狱之使，两省近臣交上封奏，举公充职，朝廷从之，命提点京西路刑狱公事。∥公性仁恕，小大之狱，必尽心以听，郡邑之幽远，使车所不至者，每躬亲焉。不事风威，州县九品，必延见与语，得∥其善，则画一以闻；见其过，则教之使悛。虽职居按察，而不忍摘人之恶，搢绅称其长者。改度支郎中、荆湖北路∥转运使，下车，访能吏，彻冗官，部中诸郡例以公用馈遗者，一切不受。西南夷人、下溪州刺史彭仕羲，隶于辰州，∥而骄蹇狙诈，尝因入贡，诉州官于登闻，辞皆不实，朝廷弗欲较之，责吏而已。仕羲益横，求割近边土民。∥公遣吏直告之曰：∥“天子恩信及尔，尔狡而无厌，我当择于众族，求其可代汝者，请之于朝。”仕羲始知惧，听盟不敢复讼。改∥知潭州。潭，荆湖之剧府，人物繁会，素为难治。以公神明之照，虽千百其讼，无毫发之隐，吏服民爱，謌于∥道路。朝廷知公之重，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馆，就镇南海。始登舟，感疾，召诸子授以治命，神思不乱。以∥康定元年八月二十三日不起。公长厚之性，资以明达。颠沛造次，弗离中道。宽而不懈，直而不讦。与人交，∥久而能恭。当官而行，未尝违其正，士大夫无不爱其风度。居家有节，与亲族同其有无。常谓诸子曰：“吾家清白∥可传，何生业之为？”启手足之日，门中索然，君子谓公之践言矣。娶三夫人：高阳许氏；中山刘氏，封长乐县∥君；广平宋氏，封本县君。生八男，长曰寅，有文学履业，登进士第，为绛州防御推官，与次子廉不幸早世；次曰蕃，∥开封县主簿；次曰常，将作监主簿；次曰当、堂、京、冈，并幼。五女，长适大理寺丞李兢；次适庐州舒城县主簿王宗∥悫；次适河中府万泉县令高良佐；次适孟州河阳县主簿、充州学教授盖沂；一女尚幼。以庆历五年十月九日∥葬于郑州新郑县临洧乡抱章山之西南，三夫人祔焉。仲淹既交而亲，从其孝子之请而作铭云：∥邦之令人，道醇德懿。芝兰之室，瑚琏之器。禀孝含忠，播仁殖义。∥位于一方，未博其施。弗遐厥寿，苍苍曷意。君子惜贤，小人夺惠。∥葬于郑国，卜云善地。子产在焉，魂兮相慰。彭余庆刻

由于传世文献的存在，出土墓志至今未引起学界重视。笔者经过校勘和比对，认为出土墓志在纠正宋本、今本中贾昌龄墓志文的错误，并发现在补充缺漏方面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现对此作一详细探究。

一、出土文本与传世文本的主要差异

从内容上看，出土文本的内容略多于传世文本，如墓志作者范仲淹的结衔、撰盖者的姓名和结衔、刊刻者的姓名均不见于传世文本，一些人物的信息较为全面。这些方面的问题将在后边相关部分论述。从文字上看，出土文本在个别文字上与宋本、今本有差异，反映出范仲淹的作品在后人编纂过程中的更改情况。这些出入和差异，凡本文没有专门论述的，都在移录的出土墓志文注释中加以说明。经过比对，笔者认为，后人对贾昌龄墓志文的修改存在着不必要、不恰当的弊病。如出土文本“公修孔子庙，起学舍，俾邑之秀民群居焉，旦暮躬往劝导之。自此江源始有举进士，邑人于今称之。”在传世文本中被改为“公修本邑孔子庙，起学舍，俾邑之秀民群居焉。公旦暮往劝导之，自此江源始有举进士者，邑人于今称之。”所增加的三处文字，除了最后的一个“者”字外，其余两处均属画蛇添足之笔，而且还删去了一个“躬”字，更显不妥。

二、反映了贾昌龄临终前的任职及其

先人、夫人的封赠情况根据墓志文记载，贾昌龄“以康定元年八月二十三日不起”，在其去世前，“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馆，就镇南海”，这就意味着贾昌龄被任命为“南海”的军政长官。按《宋史·地理志》记载：“广州，中都督府，南海郡，清海军节度。”可见，在宋代，南海郡是广州的别名。检《宋会要辑稿》，康定元年，“六月二十五日，知潭州、度支郎中贾昌龄为太常少卿、直昭文馆、知广州”。墓志文说贾昌龄“就镇南海”，说的是他被任命为广州知州这件事。根据墓志记载，贾昌龄是在赴任广州的途中构疾，并于康定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去世的。一般而言，墓志文标题都会反映墓主人仕宦任职的情况，但就贾昌龄墓志而言，传世文本和出土文本的标题中，贾昌龄的系衔有一定差异。就传世文本而言，宋本以《贾公墓志铭》为题收入贾昌龄墓志，这对于贾昌龄的任职情况不具分析价值；今本则根据丛刊本、康熙本、四库本将题目改为《太常少卿直昭文馆知广州军州事贾公墓志铭》；而出土文本的标题为《宋故朝奉郎、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馆、知广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市舶使，上轻车都尉、赐绯鱼袋借紫贾公墓志铭并序》。相比之下，出土墓志和今本的标题让人一看便知墓志文中所说的贾昌龄“就镇南海”，指的就是贾昌龄担任知广州军州事一事。更为可贵的是，出土文本中，贾昌龄的系衔信息较多，其中“知广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市舶使”则反映了宋朝的职官制度中的两个惯例。

其一是知州兼劝农使制度。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权三司使丁谓等建议：“诸州长吏，职当劝农，乃请少卿监、刺史、閤门使已上知州者，并兼管内劝农使，余及通判并兼劝农事，诸路转运使、副并兼本路劝农使。”此议得到朝廷批准，“劝农使入衔自此始”。根据这一记载，知州兼任劝农使应具备“少卿监、刺史、閤门使已上”的资格，其中的少卿监是宋朝寺监的副贰，太常少卿也包含在内，因贾昌龄有太常少卿的官衔，自然应当“兼管内劝农使”。

其二是广州知州兼市舶使制度。据《长编》记载，开宝四年（971年），“初置市舶司于广州，以知州潘美、尹崇珂并兼使”。可见，宋朝在最初设立广州市舶司时，市舶使便由知州兼任。而《长编》的另一处记载更值得我们注意，即仁宗宝元元年（1038）九月，“太常少卿、直昭文馆、知广州任中师言，州有市舶使印，而知州及通判、使臣结衔，并带勾当市舶司事。庚子，诏知州少卿监以上，自今并兼市舶使。市舶置使，自中师始也”。这说明此前一个时期，广州知州虽然有管理市舶司的职任，但已不再兼有“市舶使”一职，宋初广州知州兼任市舶使并未形成定制。尽管“市舶置使，自中师始也”的说法与前史记载不符，但却强调了广州知州“自今并兼市舶使”这一制度性规定。

以上两个制度上的惯例，在当时官方公文中可能无须强调，所以前述《宋会要辑稿》在记述贾昌龄任职情况时根本没有提及。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墓志作者范仲淹身上。据《长编》记载，庆历五年（1045）正月，“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范仲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长编》还记载这年十一月，“知邠州范仲淹罢陕西四路安抚使”。范仲淹正是在此期间为贾昌龄撰写了墓志，他本人署名之前所列结衔中包含了“管内劝农使”一职，《长编》对此却并未提及。出土文本的标题中，特别点明贾昌龄的职务是“知广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市舶使”，反映了宋朝职官制度的真实情况。而在传世文本中，贾昌龄墓志文题目中的这些信息却被删减了，这既无助于后人对上述制度的了解，也无助于后人对墓主职任史实的了解。

出土文本还记载了贾昌龄曾祖的名讳、封赠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封赠情况。贾昌龄曾祖贾纬“国朝赠太傅”，父亲贾汾“赠尚书工部侍郎”，母亲广平程氏“封平恩县太君”。这些内容均不见于传世文本。出土文本记载，贾昌龄的夫人高阳许氏、中山刘氏封长乐县君，而传世文本却作“长安县君”。这些信息对研究北宋贾氏家族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纠正了传世墓志文的错误

1.贾昌龄的祖父贾琰任职情况

宋本、今本和出土墓志都说贾昌龄的祖父贾琰在宋太宗领开封尹时“辟为推官”，所不同的是，宋本、今本中墓志说贾琰在宋太宗即位后“擢拜正谏大夫、枢密直学士”，出土文本则说宋太宗即位后贾琰“自推官、赞善大夫擢拜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二者的区别在于：（1）出土墓志不仅说明了贾琰在宋太宗担任开封府尹至即位期间一直担任开封府推官，而且在此期间还被授予赞善大夫这一阶官。下文提到《长编》的相关记载，说明出土文本的这一记载是可信的。（2）关于贾琰在宋太宗即位后担任的官职，一为“正谏大夫”，一为“谏议大夫”，虽仅有一字之差，却涉及到避宋太宗名讳这个在当时看来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究竟孰是孰非，还要参校文献加以进一步说明。

关于贾琰在宋太宗即位后担任的官职，《长编》不仅有明确的记载，而且还就避讳问题加以说明：（开宝九年十月丙辰）以开封府“推官、右赞善大夫贾琰为左正谏大夫、枢密直学士”，“正谏即谏议也，避上名改之”。宋太宗是在开宝九年十月甲寅即位的，第三天便任命贾琰等担任左正谏大夫，这个官职名称是为了避刚刚登基的赵光义的名讳，对“谏议大夫”的改称。谏议大夫自唐德宗贞元四年（788）以后，始分左、右，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尽管宋朝前期谏议大夫仅仅是寄禄官，一般也沿袭唐制分为左、右，《长编》关于“贾琰为左正谏大夫”的记载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史实，而出土的贾昌龄墓志以及传世文本笼统地记载贾琰任谏议大夫、正谏大夫是不准确的。更应引起注意的是，出土墓志一般应是墓志的第一版本，范仲淹在写作墓志时为何犯了常识性错误即不避宋太宗的名讳、仍把贾琰的官职写作谏议大夫呢？考之史籍，在宋代，避宋太宗名讳的制度有一个变化过程。据《宋朝事实》记载，宋太宗在开宝九年十月下诏，要求“官阶及州县名有与朕名下一字同者宜改，与上一字同者仍旧。乃以谏议大夫为正谏大夫，正议大夫为正奉大夫”。到太平兴国二年二月，宋太宗又下诏说：“朕今改名炅，自临御以来，除已改州县、散官、职事官名号及人名外，其旧名二字，今后不须回避”。其中的“其旧名二字”当是指宋太宗先后使用过的“匡义”、“光义”两个名讳。贾琰担任的谏议大夫宋初属于阶官，不属诏令中所说的“散官”、“职事官”之列，也就是说到了太平兴国二年，谏议大夫不必再因避讳改称正谏大夫。到大中祥符二年（1009）六月，宋真宗下诏说：“太宗藩讳，溥率咸知”，“自今中外文字，有与二字相连及音同者，并令回避”。也就是说，从此以后避宋太宗名讳只用回避其“藩讳”“光义”“二字相连及音同者”，这就大大简化了回避的内容。这一规定一直沿用到南宋，岳珂论及此事时就指出：“太宗旧讳，自大中祥符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诏中外文字有与二字相连及音同者并令回避。”这进一步印证了《宋朝事实》有关宋太宗避讳制度的规定。不仅如此，岳珂在嘉定十三年十月还指出：“考国朝之制，祖宗旧讳二字者，皆著令不许并用。”这一说法与大中祥符二年六月有关宋太宗避讳的规定是一致的，这就意味着凡皇帝名字为二字的，其他地方不许并用，而单用其中一字是不被禁止的。从《长编》记载看，出现“正谏大夫”的仅有六处，都是在太宗时期，而“谏议大夫”在包括太宗时期都大量出现，是宋朝通用的职官称谓。

前已述及，范仲淹撰写贾琰墓志的时间在庆历五年，有关避宋太宗名讳的规定早已发生了变化，出土文本说宋太宗即位后贾琰“自推官、赞善大夫擢拜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并不违背避讳的规定。由此又引发出一个问题，即范仲淹在写作墓志时为何不尊重历史原貌，而把贾琰被任命时的“正谏大夫”改为“谏议大夫”呢？毕仲询《幕府燕闲录》记载的一则记载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问题：

范文正公尝为人作墓铭，已封将发，忽曰：“不可不使师鲁见。”明日以示，尹师鲁曰：“希文名重一时，后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也。今谓转运使为部刺史，知州为太守，诚为脱俗。然今无其官，后必疑之。此正起俗儒争论也。”希文抚已曰：“赖以示子，不然，吾几失之。”

范仲淹就墓志写作征求尹洙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墓志写作要求真求实，反映客观情况，使后人一看就懂，避免一味仿古“脱俗”使后人产生异议。由于“谏议大夫”改为“正谏大夫”只是一时的避讳规定，此规定不久就发生了变化，如果一味固守已经改变的避讳规定而把贾琰的官职写成“正谏大夫”，反倒容易让后人搞不清楚是什么官职了。

2.关于贾蕃的任职情况

出土文本记载，贾昌龄次子贾藩任“开封县主簿”，传世文本却说贾藩任“开封府封丘县主薄”。开封县和封丘县在宋代同属开封府。对于这种情况一般应以前者为准，后者应当是后人在编纂修订范仲淹文集时出现的笔误。不过，如果能够搞清贾藩的仕宦履历，则更有助于认识这个问题。

贾藩的事迹在正史中并没有记载，而毕仲游所作《朝议大夫贾公墓志铭》（原注代范忠宣作），虽然通篇未指明志主名讳，经笔者考证正是贾藩的墓志。其一，墓志文说志主的父亲是贾昌龄，且志主“字仲通”，古人确定名和字的习惯之一是名与字对立相应，在贾昌龄的八个儿子的名字中，只有“通”与“藩”字意相对，仲通当是贾藩的字。其二，墓志文说志主“始娶范氏，封崇徳县君，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文正公之女。欧阳修所作的范仲淹神道碑，标题中范仲淹的系衔就是“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可见，志主是范仲淹的女婿。其三，富弼在范仲淹墓志文中记述范仲淹的次女“适封邱主簿贾蕃”。范仲淹之子范纯粹为贾藩的儿子贾公直所作墓志也记述范仲淹以“次女归贾藩”。由此足以说明贾仲通就是贾藩。透过毕仲游为贾藩撰写的墓志铭可以看出，贾藩以贾昌龄的“遗恩”入仕，“为郊社斋郎，调开封府开封县主簿，移封丘，监颍州酒税，移凤翔府眉县令”。可见，贾藩的确担任过封丘县主薄。富弼在范仲淹墓志文中也透露了这一信息，恰好说明贾藩在皇祐四年（1052）五月范仲淹去世时担任封丘县主薄之职。而在此之前，贾藩担任了开封县主薄。根据出土文本记载，贾昌龄庆历五年下葬时，贾藩任开封县主薄。传世文本关于贾藩任职情况的记载混淆了不同时期贾藩的任职情况。造成这种错误的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开封、封丘仅有一字之差，极可能是后人编辑整理范仲淹文集时参校资料不当所致。

3.关于蓋沂任职情况

传世文本说贾昌龄的四女“适孟州河阴县主簿、州学教授蓋沂”，出土文本则说贾昌龄的四女“适孟州河阳县主簿，充州学教授蓋沂”。河阳、河阴在宋代虽然同属京西北路孟州，但两地却有黄河阻隔，一在黄河之北，一在黄河之南。蓋沂的具体情况不见史传记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有理由判定他的任职地应在河阳，这不仅是因为出土文本在准确程度上高于传世文本，更为重要的是，出土文本说蓋沂是“充州学教授”，虽然只比传世文献多出一个“充”字，但却反映了宋朝地方官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宋初，州县官学并未普遍设立，庆历四年三月，朝廷下令诸路州军普遍设立学校，“委转运司及长吏于幕职州县官内荐教授，以三年为一任”，至此，宋朝州县“始置教授”。前揭贾昌龄墓志文完成于庆历五年，出土文本关于蓋沂“充州学教授”的记载，正反映了宋朝在庆历四年普遍设立州县学校时，在幕职州县官内选任教授的历史事实。

4.关于贾昌龄埋葬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关于贾昌龄的埋葬时间，传世文本只含糊地说“某年月日”，出土文本则清楚地记载其埋葬时间是“庆历五年十月九日”，这对于研究宋朝官员的葬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关于贾昌龄的埋葬地点，传世文本俱云“葬于郑州新郑县抱章山之东南”，清修《河南通志》也记载“贾昌龄墓在新郑县城北三十里抱獐山东南”。出土文本则记载贾昌龄“葬于郑州新郑县临洧乡抱章山之西南”，与墓志出土的地望相合，这说明传世文献的记载是错误的。

四、余论

宋朝名人撰写的墓志一般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刻石埋入地下慰籍亡灵，二是收入作者的文集传之后世。一般来说，刻于志石、埋入地下的墓志文是原创作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传世的墓文本则会由于校订、刊印或其他因素致使其文字出现变化。但范仲淹一生为人撰写的墓志文见诸于其文集的仅有十七篇，而出土的更加罕见。范仲淹在宋朝士大夫中的代表性是毋庸置疑的，将范仲淹撰写的贾昌龄墓志文的出土文本和传世文本加以比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出土墓志文的学术价值。

1.墓志文的传世文本中志主有的没有系衔，有的系衔比较简略，作者的系衔以及书写者、篆盖者、刊刻者的信息一般都被略去，收入范仲淹文集的贾昌龄墓志文也是如此。出土的贾昌龄墓志文首行题志主姓名及官职，次及撰文者、撰盖者的姓名和结衔，通过这些信息可以判定志主生前的任职情况以及相应的职官制度、墓志撰写的大体时间及当时仕宦交游情况等。2.利用出土文本订正传世文本的错误、补充传世文献的缺漏时，还应当参考其他文献。比对出土文本和传世文本的差异，只是研究出土文本的基础工作而远远不是研究的全部，只有挖掘其产生差异的原因，才能发现出土文本的价值，才能更好地加以利用。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利用其他相关文献对二者的差异开展深入研究。例如，本文通过对两种文本中关于宋太宗即位后贾琰任“谏议大夫”和“正谏大夫”的不同记载，结合文献，阐释了不为今人注意的宋朝避讳制度的相关问题。再如关于贾昌龄庆历五年下葬时其子贾藩的任职情况在出土文本和传世文本中的差异，笔者并没有简单地以出土文本否认传世文本，而是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廓清了贾藩的履历及其与范仲淹之间的翁婿关系，从而印证了出土墓志文记载的正确性。3.利用出土文本订正传世文本的错误，还需要借助考古资料。唐宋墓志文中往往会记载志主的埋葬地望，就贾昌龄墓志文而言，出土文本和传世文本的记载有一定差异，笔者正是利用了考古发现的成果，证明了出土墓志记载的正确性，纠正了传世文献和方志记载的错误。

综上所述，范仲淹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留下的文献无疑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化遗产。就本文涉及的贾昌龄墓志文而言，出土文本较之于传世文本更详细、更具体、更通俗、更准确，更能直接反映了范仲淹创作的原貌，对校勘传世文本具有较高的价值。当然，出土墓志文个别地方如贾琰任“谏议大夫”这一官职就属于不准确的表述，在利用时应当加以认真甄别。

注释

范仲淹作墓志范文 篇十二

陈宣章

唐·王之涣《登鹳雀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当我登上350米高的东方明珠太空舱观光层，在云端鸟瞰大上海，心旷神怡。地面上的人如蚁，车如盒，楼如积木。我真佩服发明“蚁民”一词的“天才”。“蚁民”还有同义词“蚁氓”，见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忆昭楼洪杨奏稿》：“凡在蚁氓，莫不共戴。”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今试还视我国人，蚁民之事官吏，下僚之事长官，有一不出于此途者乎？”20世纪最大的自由主义者聂绀弩《鲁迅－－思想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天才们给中国人民取个雅号：‘蚁民’，就是说人们的生命像蚂蚁一样的不值钱。”

我看着地面上涌动的人群，想：“我们的四维世界就像眼前的景象，随着时间向前涌动。将来的成为现在，现在的成为过去，过去的成为历史。”历史是谁创造的？英雄，还是人民？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说起英雄，我想起了郭沫若《游湖与“三素”》：“在西湖北岸游了一回，参拜了一些英雄、英雌的坟墓，没有感受着多大兴趣便折回旅馆去了。”这个英雄墓是岳飞坟；这个英雌墓大概是秋瑾墓。在西湖西泠桥畔还有苏小小墓，六朝南齐时（479～502）钱塘著名歌妓，才貌出众，诗才横溢。郭沫若绝不会搞错，把苏小小称为英雌。

1907年7月13日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被捕，15日在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时才32岁。因其生前有“埋骨西冷”的愿望，经再三辗转，由好友吴芝瑛与徐自华将其遗体安葬在西冷桥畔。其墓曾经十迁，今墓是1981年10月第十迁，由杭州鸡笼山还葬于西湖孤山西北麓、西泠桥南堍，墓顶设汉白玉雕像。

郭沫若游西湖是1918-1923年之间，正巧1913年秋天秋瑾墓“六迁”：从湖南长沙岳麓山迁回杭州西湖西泠桥西侧原葬处。郭沫若游西湖时正好参拜。

我不知道郭沫若为什么对英雄、英雌“没有感受着多大兴趣”。1958年9月12日，也是这个郭沫若为《秋瑾史迹》作序：“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

收回遐思，看着涌动的人群，我忽发奇想：“蚁民们正在干什么？”朋友听到我脱口而出的问题，不加思索地说：“谋生。”

“是啊！民以食为天。难道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吗？无数先烈提着脑袋干革命也是为谋生吗？安庆起义失败后，秋瑾拒绝了要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劝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她遣散众人，毅然留守大通学堂。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她坚不吐供，仅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以对。一个秋瑾，竟然死后也不太平，其墓先后十迁。这难道也是谋生？如果说是谋生，则是谋大众之生，而自己则不畏死。所以，人生为谋生说，不是普遍的人生观。”

“你又要讨论人生观了。‘杨朱学说’的内核是‘为我’，经典阐释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孙中山先生则主张‘天下为公’。这是绝然相反的人生观。”

“我常常想：那些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顶子的人，还叫人吗？”

“哪叫什么？”

“人字倒过来，∨。念gou。”

“新鲜。”

“老师们天天红笔打勾打叉，对错。皇帝年年秋决朱笔打勾，杀头。∨本身不是人，却是别人的工具。我曾经有个同事，泌尿外科医生白树仁。因为医德败坏，索要红包，让病人天天肾绞痛，直到红包到手才给病人手术。因此他被称为‘不是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座右铭者，不是∨，还是人吗？”

“如果有人说：‘我就为谋生，但是我不害人，可以吗？’”

“问题是，当你的个人利益与别人的利益冲突时，你能放弃自己的个人利益吗？”

“他做生意，付出劳动，获取利润，并不是损人利己。”

“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有一个职业道德底线的问题。但是，合法不一定合情合理。∨的谐音狗，则是忠于主子。孔孟之道的首位是忠，忠于皇帝。当然，忠于主子是为了那根肉骨头，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皇帝可以改朝换代，主子也会更换。吴三桂在中国十大汉奸中排名第三（汪精卫，秦桧，吴三桂，梁弘志，陈公博，周佛海，周作人，胡兰成，洪承畴，蔡京）。可是历史上，清朝声名卓著的开国宰辅、文臣领袖范文程却从来不是‘汉奸’。范文程（1597－1666），北宋名相范仲淹第十七世孙。范仲淹《岳阳楼记》经典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程曾祖范鏓在明嘉靖时曾任兵部尚书；祖父范沈曾任明沈阳卫指挥同知。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攻陷抚顺，范文程‘仗剑谒军门’，参加后金政权。清太宗时，他为主要谋士之一，深受倚赖。范文程侍奉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顺治帝）、圣祖（康熙帝）四代皇帝，隶属满洲镶黄旗，成为清朝声名卓著的开国宰辅、文臣领袖。崇德九年（1644）四月初四日，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奏请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四月十四日，大军抵达翁后，明平西伯吴三桂自山海关遣使前来求兵，言及李自成已破明都，多尔衮立即派人往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来商大计。正在多尔衮犹豫不决的紧急关头，范文程讲明了清军必能打败李自成，获取大胜，并再次强调禁杀掠收人心，从而坚定了多尔衮进军的信心和决心，决定收降吴三桂，迎战李自成。与吴三桂相比，范文程不是比汉奸还汉奸吗？”

“史书是御用文人编写的。某某是人还是∨，不能以史书为准。”

“人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史书中哪有人民的记载？历来的史学家们，除了考证帝王将相的业绩功过，还知道什么？他们是人还是∨？”

我们停止争论，继续眺望远景。登高望远，可以在三维空间中有效，却无法看到时间维（第四维）的远景。历史上那么多迷搞不清，于是有人设想“时空隧道”，企图重返过去。接着就是“穿越剧”的红火。一个现代美女“穿越”到清宫，不是去探索历史之迷，而是与四爷、八爷搞感情纠葛。假如有一个现代美女柳幂“穿越”到楚国，与三闾大夫相恋，屈原离开了湘夫人郑袖，于是他不被流放，也写不出《离骚》，更不会被杀、扔进汨罗江。一个柳幂毁了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我们也不会年年端午节吃粽子。历史上这叫“红颜祸水”。

历史上十大“红颜祸水”：夏桀的妺喜；商纣的妲己；周幽王的褒姒；吴王夫差的西施；汉高祖的吕雉；三国的貂蝉（虚构人物）；西晋惠帝的贾南风；唐玄宗的杨玉环；明熹宗的客氏；清朝的慈禧太后。把一个虚构的貂蝉，取代武则天，可能是现代有为武则天翻案的缘故吧。

说起翻案，我想起了

1959年话剧《蔡文姬》公演，60岁的郭沫若想为曹操“翻案”却翻过了头：说曹操盖的被子补丁摞补丁；让曹操说：“天下好多人还没被子盖，有被子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戏演完了，陈赓大将当场嘲弄郭沫若：“如果曹操真象你写的这么好，我就介绍他入党。”现场的高官齐声大笑，郭沫若勉强苦笑。

郭沫若还写过历史剧《屈原》：舞台上的南后倒在屈原的怀里。这时，楚怀王一行人上场。于是，千古奇冤发生了，屈原开始走上人生的悲剧。《屈原》是郭沫若历史剧影响最大的代表作。